在盟军与德国军队于荷兰、比利时、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西部边境展开激烈交战的背景下，两名美国人——弗雷德里克·艾耶二世与唐纳德·L·多特斯——于1944年8月踏上刚刚解放不久的巴黎街头。
作家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哈丁在其新作《G.I. G-Men》中指出，这两个人的身份与他们出现在巴黎的原因，即便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很难提前猜到。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情报官员，也并非由“狂野比尔”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成员，而是联邦调查局派出的特工，任务是清除在海外与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合作的美国公民。
哈丁在接受《军事时报》采访时提到，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甚至接近小说情节的现实：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期，美国国内与敌对势力合作的案例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复杂。
当被问及战后及战争后期这些联络单位的作用时，哈丁解释说，这些由联邦调查局建立的“陆军联络组”，主要任务是追踪并审讯那些在战争期间留在轴心国控制区域、并被怀疑与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合作的美国公民。这些合作形式包括参与宣传广播、印刷宣传材料、提供资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敌对势力建立个人关系。
这一计划的源头可以追溯到FBI内部的特别情报机构（SIS），由胡佛创建，最初用于在中南美洲开展反情报工作。然而初期执行时，由于派遣人员缺乏语言能力，行动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语言环境复杂的地区显得格外突兀。
随着美国参战，这一模式逐渐被调整并扩展。胡佛随后将特工派往伦敦，与英国军情六处MI6进行合作，而英国方面也正准备对本国相关问题采取类似措施。这种跨国情报合作逐渐形成雏形，并成为后续欧洲行动的基础。
在人员选择上，FBI强调必须具备流利的欧洲语言能力，很多人甚至是在欧洲长大或具有移民背景，以确保能够自然融入当地环境。相比一般特工，他们更接近“语言与文化双重渗透者”。
其中第一个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的是弗兰克·安普林，一位意大利移民后裔，原本是密歇根的律师，在珍珠港事件后加入FBI。尽管缺乏军事背景，他却被赋予重要任务，因为当时的构想是让这些特工以陆军身份行动，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军事训练与身份包装。
在这一体系逐步成型后，胡佛希望建立一支可以在盟军进入欧洲后立即展开行动的团队，专门处理潜在的“本国叛变者”问题。最终，他选定弗雷德里克·艾耶作为负责人，而唐纳德·多特斯则成为其副手，负责具体执行与协调。
谈及美国与法西斯合作的问题时，哈丁指出，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二战中的“合作者”主要来自欧洲或日本，例如“Lord Haw Haw”或“Tokyo Rose”，但事实上，美国国内在战前和战初也存在一定规模的亲法西斯与亲纳粹运动。
他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些大型集会甚至吸引上万人参与，现场出现纳粹标志与宣传元素，这说明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远比后来人们记忆中的更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后来参军或参与战争的人，可能在战前曾持有与法西斯相关的同情立场。
哈丁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信息自由法案向美国国家档案馆与FBI申请相关资料，但他发现部分文件依然被列为机密，甚至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仍存在大量遮蔽内容。他认为，这种持续的保密状态本身就值得探究，因为同一文件在英国或法国档案中往往是完整公开的。
他指出，在他审阅的材料中，有约135名美国人被列入调查范围，这些人并非全部都是德国或意大利合作者，其中还包括法国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等复杂政治背景人物，反映出当时欧洲政治局势的高度混杂性。
在研究过程中，哈丁也分享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案，例如一名在美国活动的德国间谍，他以医生身份在纽约德国社区开设诊所，成功长期隐藏身份，被认为是极其有效的潜伏者之一。尽管他私生活复杂，但在情报行动中却表现得几乎无法察觉。
这名间谍后来在战争末期逃往奥地利，并在长期潜伏后被追踪，但相关记录在档案中出现大量缺失或涂黑。他虽然曾被审讯，但最终未被正式起诉，也未留下明确结局。
哈丁认为，这些未解细节以及档案中持续存在的空白，正是吸引他深入研究的原因，也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情报体系仍然存在的复杂性与隐秘性。
本文译自：militarytimes（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Museums Vic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