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叙事中，女性曾经长期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
她们明明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却很少被传统历史书写赋予真正的“主角”身份。尤其是在史前社会，由于缺少文字记录，考古学家往往只能通过墓葬、随葬品、遗址布局和人体遗骸来推测一个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一种看似顺理成章的判断逐渐占据主流：远古社会大多由男性掌握权力，而女性主要承担生育、照料家庭以及其他辅助性工作。
然而，随着古DNA技术迅速发展，这幅曾经相当稳定的“史前社会图景”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遗址中的遗骸经过遗传分析后，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答案。一些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男性的高地位人物，最终被证明其实是女性；一些被认为代表男性权力的墓葬和财富，也可能属于女性；还有一些史前社区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母系血缘、母系继承或女性居住模式。
换句话说，我们过去看到的“男性主导史前社会”，很可能并不是史前社会本身的完整面貌，而是考古学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带着特定时代观念，对证据进行解释后形成的一种历史模型。
一个被误认了两个多世纪的“男人”
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来自英国巨石阵附近的一座古墓。
1801年，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距今约4000年的墓葬。墓中埋葬者拥有相当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包括与黄金加工相关的物品。从当时的考古判断来看，这显然应该是一名拥有特殊技能和社会地位的人。
但考古学家直接把墓主人认定成了男性。
这个判断后来竟然持续了200多年。
直到古DNA技术进入考古研究领域，研究人员重新分析这具遗骸，才发现墓主人其实是一名女性。她不仅拥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且很可能是一位掌握黄金加工技术的工匠。
这项发现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近年来，越来越多史前墓葬经过DNA检测之后，墓主人原本被认定的性别发生改变。曾经被视为“男性战士”“男性首领”或者“男性精英”的一些遗骸，正在被重新认识。
这也暴露出了传统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局限：当我们面对一具没有文字、没有姓名、没有身份证明的古代遗骸时，考古学家究竟是根据什么判断其性别和社会身份？
有时候，答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靠。
为什么过去的考古学家很难相信女性拥有权力？
事实上，把史前社会理解成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不是一个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结论。
这种观念真正成为考古学界的重要解释框架，反而主要发生在19世纪后期。
19世纪60年代，一些古代史研究者注意到，古典文献中其实存在大量拥有政治影响力、参与战争甚至直接领导军事行动的女性。因此，他们曾经提出过另一种可能性：父权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唯一模式，男性权力的进一步强化可能发生在古希腊等文明发展之后，而在更早时期，女性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或许更加常见。
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种解释逐渐被英国学者拒绝。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在史前社会中的作用不断被压低。
这不仅影响了历史学家的叙述方式，也影响了考古证据本身的解释方法。
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思想家大卫·克拉克在讨论英国铁器时代山堡时，曾经把女性与牲畜、商品等放在一种交易关系中理解。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学界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层假设。
到了1980年代，英国考古界的重要人物彼得·欣顿甚至提出，如果女性墓葬中出现大量精美随葬品，这并不能像男性墓葬那样直接证明墓主人的高社会地位。
他的解释是：这些财富可能只是用来展示女性丈夫的财富。
也就是说，一名女性身上戴着大量珠宝、拥有精美器物，并不意味着她本人拥有权力；她可能只是男性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展示品”。
这种解释方式非常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同样一件考古证据，如果出现在男性墓葬中，可能被解释成“权力”；而如果出现在女性墓葬中，却可能被解释成“她身边男性的权力”。
久而久之，女性便很容易从考古证据中“消失”。
DNA出现后，问题开始改变
真正推动这种观念发生变化的，是古代DNA技术。
与传统考古方法相比，遗传信息能够直接帮助研究人员判断一个人的生物学性别，同时还能进一步揭示亲缘关系、血缘传承、人口迁徙以及不同家庭之间的联系。
这使考古学家第一次拥有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可以重新检验过去那些未经验证的性别判断。
2017年，一个著名案例曾引发巨大争议。
瑞典比尔卡遗址的一座墓葬中，埋葬者拥有大量武器和典型的战士装备，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名男性维京战士。
但遗传学分析最终显示，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这一结果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
一些人质疑DNA检测本身，也有人质疑考古证据的解释方式。研究团队随后发表回应，说明为什么遗传学证据与墓葬本身的考古资料能够相互印证。
真正令人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女性有没有可能成为战士”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当证据与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想象发生冲突时，我们究竟更愿意相信证据，还是相信自己熟悉的故事？
女性可能不仅是战士，也可能是社会精英
随着越来越多遗址接受遗传学分析，问题开始从“有没有女性战士”进一步扩大到“女性究竟在史前社会中拥有怎样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欧洲早期铁器时代存在一些社会地位极高的女性。
例如德国海讷堡等重要遗址，就出现了能够显示女性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考古证据。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墓地的研究进一步显示，男性和女性在死亡之后所获得的待遇，有时并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悬殊。
与此同时，对人体骨骼的研究也发现，一些女性可能参与过暴力冲突甚至战争活动。
这意味着古代文献中关于女性参与战争的记载，并不能简单地被当成传奇故事。
例如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记载过不列颠部落女王布狄卡反抗罗马的故事。过去，考古学界有时会把这种女性军事领导者视为极少数的“特殊人物”。
但现在看来，女性参与战争、政治和权力活动的现象或许比过去认为的更加普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史前社会都是女性主导，更不能简单地把历史从“男性统治”反转成“女性统治”。
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史前社会可能远比“男性掌权、女性从属”这种二元模式复杂。
7000年前的社区，可能存在母系传承
近年来最令人关注的证据之一来自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遗址。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聚落之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
2025年，一个由近50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布了关于该遗址的新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这里的墓葬与亲缘关系显示出一种重要现象：部分家庭和后代关系似乎更加偏向女性血统。
简单来说，一些墓葬传统明显更加重视女性后代和女性后裔。
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这里的社会继承方式至少在某些时期可能通过女性一系进行。
这与过去对于新石器时代社会的传统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更加有意思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玛丽娅·金布塔斯就曾经根据欧洲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提出，某些史前社会可能具有较强的女性地位甚至母系社会特征。
但到了后来，这一观点在部分考古学传统中受到强烈质疑。
当时流行的一种解释认为，农业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驯化动物、控制土地，同时也意味着女性逐渐被“驯化”，被固定在生育和家庭角色之中。
因此，恰塔霍裕克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女性雕像，也经常被理解成孕妇形象，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
但后来的研究者指出，这些雕像未必只是为了表现怀孕。
其中一些形象可能表现的是绝经后的女性身体，甚至可能与年长女性的社会身份有关。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过去把女性形象简单等同于“生育者”的做法，就可能严重低估了史前女性作为长者、家族成员乃至社会权威所发挥的作用。
但史前世界并不存在统一的“女性社会”
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新的DNA证据并没有证明“史前社会其实都是女性统治”。
恰恰相反，遗传学研究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碎片化的历史。
在恰塔霍裕克这样的地区，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女性血统的重要性；但在欧洲其他地方，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例如英国格洛斯特郡的哈兹尔顿北部新石器时代长冢，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年至公元前3600年。2022年的研究显示，墓葬中的遗传关系呈现出另一种非常特别的社会结构：四名女性与同一名男性伴侣存在亲子关系。
这意味着当时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可能与现代人的直觉非常不同。
同样是在2022年，奥克尼群岛的青铜时代遗址又提供了另一种证据。
当地的血缘继承似乎更倾向于沿男性一系传递，而女性则更可能离开自己的出生社区，迁入其他群体。
这与前面提到的母系传承形成了鲜明对比。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到底是男人统治还是女人统治”，而是史前社会实际上存在大量不同的组织方式。
铁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证据越来越多
到了铁器时代，这种复杂性更加明显。
2024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公布了关于早期铁器时代母系王朝继承的重要证据。
研究显示，在某些社会中，血统和土地的继承可能沿女性一系传递。
到了2025年，研究人员又在英国多塞特发现了母系居住和母系血缘传承的证据。
与此同时，在英国约克郡，一个距今约2300年的社会群体甚至出现了长达13代的母系血统记录。
此外，在英国晚期铁器时代，还有多个遗址出现了母系血缘传承的证据。
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
女性拥有家族血统、土地、财产甚至社会继承权，并不是史前社会中的不可想象之事。
当然，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拥有相同程度的权力。
恰恰相反，不同地区、不同社区之间可能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
有的社会可能以母系血统为核心，有的社会可能以父系血统为核心，还有一些社会可能采取更加复杂的混合制度。
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看待证据的方式
过去的考古学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考古材料本身并不会自动告诉我们“谁掌权”。
一座豪华墓葬可以属于男性，也可以属于女性。
一套武器可以属于男性战士，也可以属于女性战士。
一件黄金饰品可以意味着墓主人本人拥有财富，也可能与家族财富有关。
真正决定我们最终如何理解这些证据的，是研究人员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
这也是古DNA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
它并不是简单地给考古学增加了一项检测工具，而是在某些情况下迫使研究人员重新审视过去已经形成的结论。
当一个被认为是男性的“黄金工匠”最终被DNA证明是女性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女性是否可能掌握专业技能。
当一个拥有完整武器装备的“维京战士”被证明是女性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女性是否参与战争。
当一个古代社区显示出连续多代母系血缘时，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土地、家庭、继承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这些发现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女性神话”。
它们是在提醒我们：过去可能从来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单一。
史前社会更像一幅拼图，而不是一条直线
如果把人类史前社会想象成一幅巨大的地图，那么过去我们可能过于习惯用一种颜色覆盖它。
男性掌权。
女性从属。
父系继承。
女性负责生育和家庭。
但随着考古学、遗传学和人体骨骼研究不断结合，我们看到的地图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
某些地区存在母系继承。
某些地区可能由女性拥有土地或重要资源。
某些墓葬显示女性具有极高社会地位。
某些女性可能参加战争。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依然存在明显的父系制度，男性在社会和家族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
因此，史前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时代的统一答案。
它更像一个由无数小型社区组成的拼图。
这些社区的规模可能并没有过去想象得那么大。它们往往依托特定的山谷、海岸、河流或半岛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并拥有各自的习俗、价值观和继承制度。
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并不一定代表另一个地区。
一个墓地中的女性地位，也不能直接推导出整个时代的女性地位。
同样，一座遗址中的男性权力，也不能证明当时所有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
DNA并没有改变过去，它改变的是我们理解过去的方式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史前女性时，最值得警惕的其实并不是过去的女性究竟“有多强大”，而是我们过去为什么如此容易认为她们“不可能强大”。
考古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家也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的研究者生活在一个男性政治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熟悉的社会结构投射到史前世界。
于是，一个男性墓葬中的财富可以被解释成权力，而女性墓葬中的财富却可能被解释成丈夫的财富。
一个手持武器的男性天然被视为战士，而一个手持武器的女性则需要额外的解释。
一座存在女性血缘传承的遗址可能被视为例外，而父系社会则被默认成常态。
古DNA的价值，正在于它让这些“默认答案”越来越难以维持。
它没有告诉我们史前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只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过去其实存在许多可能性。
也许真正需要被推翻的，并不是某一个关于女性的结论，而是那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沿着一条从“原始”走向“男性主导文明”的单一路径。
历史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有些社会以男性血缘为核心，有些社会重视女性血统；有些地方女性可能参与战争，有些地方女性则很少出现在武装冲突中；有些社区可能由男性精英控制，有些社区则可能给予女性更大的土地、家庭和继承权。
这些不同模式共同构成了真实的人类过去。
而随着更多古DNA被提取、更多墓葬被重新检测、更多遗址获得新的研究机会，我们或许还会发现更多曾经被忽略的女性。
她们可能是工匠、战士、土地继承人、家族首领，也可能是普通的母亲、祖母和社区成员。
她们未必都拥有权力，但她们显然不应该再被简单地从历史中抹去。
对史前世界而言，最合理的答案或许不是“男性统治”或者“女性统治”，而是——人类社会一直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多样的组织方式。
而今天的考古学，正在借助DNA，把这些曾经隐藏在泥土、墓葬和骨骼之中的复杂故事，一点一点重新拼起来。
原文：https://www.livescience.com/archaeology/archeologists-used-to-think-women-in-prehistory-wielded-no-power-genetic-data-is-upending-that-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