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0日，摇滚音乐史上的巨星大卫·鲍伊在纽约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69岁。他与肝癌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私密抗争，这段经历鲜为人知，只有少数亲近的人得以知晓。

鲍伊的最后一张专辑《Blackstar》于2016年1月8日，即他69岁生日当天发布。专辑中的单曲《Lazarus》唱到：“抬头看这里，我在天堂。”专辑在发布时受到乐迷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但没人料到，这竟是他生命的最后篇章。

在专辑录制期间，鲍伊正默默与病魔作斗争。他在《Lazarus》的音乐视频拍摄过程中得知自己的病情已无法挽回。尽管如此，他依然选择继续创作，并保持低调，将生命的终章融入艺术之中。《Blackstar》发布后仅两天，他便离开了人世，这让专辑更像是一份“告别礼物”，也让许多粉丝重新审视专辑中深沉的主题。

早年生活与艺术启蒙

大卫·鲍伊原名大卫·罗伯特·琼斯，1947年1月8日出生在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战后的英国仍在废墟中重建，他的父亲在儿童慈善机构工作，母亲则在电影院担任引座员。这种环境对鲍伊的艺术天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小，鲍伊就显示出表演才能。他的父母非常支持他学习乐器，在他还未进入青少年时期时，就送给他塑料萨克斯、锡制吉他和木琴，为他打下音乐基础。

在布罗姆利技术高中，他学习艺术、音乐与设计，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舞台表演和视觉创意的根基。同时，他获得了标志性的外貌特征：左瞳永久放大。这一变化源于少年时期与朋友乔治·安德伍德因一名女孩发生争执时的意外，最终赋予鲍伊神秘而独特的气质。

音乐起步与明星崛起

青少年时期，鲍伊沉浸在爵士和节奏蓝调的音乐中，学习萨克斯演奏，为日后独特的音乐风格打下基础。1960年代，他加入了多个乐队，包括The Konrads、The King Bees、The Manish Boys和Lower Third。这些早期尝试虽然商业上收效有限，却为他提供了宝贵的舞台经验和创作训练。

18岁时，他正式改名为大卫·鲍伊，以避免与当时另一位英国音乐人戴维·琼斯混淆。1967年，他发布首张同名专辑，但反响平平。这段经历促使他向舞蹈、哑剧艺术家林赛·肯普学习，尝试将戏剧和舞台表演融入音乐创作。

1969年，《Space Oddity》的发布标志着鲍伊第一次大规模突破。歌曲讲述宇航员汤姆少校在太空中的孤独经历，恰逢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迅速引起公众关注。这首歌展示了鲍伊将音乐、戏剧和叙事结合的才华，也奠定了他日后创造性身份转换的基础。

1972年，他创造了齐格·斯塔达斯特这个标志性角色——一位中性化的红发外星摇滚明星，将华丽摇滚与科幻元素结合。他的表演风格、服装造型和舞台形象引发了文化现象，歌词被粉丝逐字分析，鲍伊也因此成为一种时代象征。

然而，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鲍伊在70年代经历了可卡因瘾发作和生活方式极端化，甚至一度出现精神偏执。他后来回忆道，重获生活的掌控感让他仿佛重生，重新发现生命的美好。

银幕上的探索

音乐之外，鲍伊在电影领域同样展现才华。他早在1967年便参与短片《影像》，1976年在科幻影片《坠落地球的人》中饰演外星人托马斯·牛顿，延续了齐格·斯塔达斯特的奇异特质。

随后，他出演了多部电影，包括《只是个花花公子》《大象人》《迷宫》《基督的最后的诱惑》《声望》等，塑造了从舞台到银幕的跨界艺术形象。尽管部分作品在票房上并不成功，但鲍伊的表演备受赞誉，其创造力和个人魅力令观众印象深刻。

2004年，他因突发心脏病停止巡演，并逐渐减少公开露面，但这并未阻碍他继续创作。2013年的《The Next Day》和2016年的《Blackstar》展示了他晚年的艺术探索，尤其《Blackstar》，以实验性爵士风格和深沉主题，成为鲍伊生命的最后篇章。

私密抗癌与生命告别

鲍伊晚年的健康问题不仅包括心脏病，还被诊断出肝癌。即便在病魔折磨下，他仍持续创作，并完成了《Blackstar》。部分乐队成员知晓他的病情，但外界大多毫不知情。

《Blackstar》及其单曲《Lazarus》中的阴郁主题和关于死亡的隐喻，实际上是鲍伊对生命终章的艺术表达。即便健康状况恶化，他依然保持创作热情，并计划延伸音乐剧《拉撒路》的故事。导演伊沃·范·霍夫曾表示，鲍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像狮子般战斗，不断努力工作，这让他深受尊敬。

2016年1月8日，《Blackstar》发行当天，正值鲍伊69岁生日。两天后，他在纽约家中去世。专辑被认为是他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一，也成为跨越生死的告别信。粉丝和乐评界纷纷称之为他最后的礼物——一份用生命完成的艺术杰作。

来源：allthatsinteresting（编译 / 整理：olaola）

在创办自己的汽车公司之前，德洛林曾是通用汽车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他一步步爬升到管理层高位，却始终无法适应那种严谨、保守的企业文化。与其说他只想造一辆车，不如说他更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形象——一个打破传统、充满魅力的汽车行业名人。但当他主动走到聚光灯下，也等于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随着公司财务状况迅速恶化，这种高调反而让他成为了一个极易被瞄准的目标。

1982年，德洛林的一位旧识——前邻居詹姆斯·霍夫曼——突然联系了他。霍夫曼声称有一笔“生意”，或许能帮德洛林暂时缓解资金压力：为一次可卡因走私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走投无路的德洛林最终同意见面，却并不知道，对方早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正试图通过设局来减轻自己的刑罚。霍夫曼清楚德洛林正处在财务和心理的双重绝境中，而这正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时刻。很快，这位此前没有犯罪记录的汽车高管，站在了毒品贩运指控的风口浪尖，他多年经营的公众形象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

约翰·德洛林出生于1925年的底特律，成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来自罗马尼亚，在汽车工厂从事体力劳动，母亲则是匈牙利移民。家庭生活并不稳定，父亲酗酒成性，父母最终离婚，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童年时期的贫困几乎贯穿了整个家庭生活，物质匮乏成为他早期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学业成了德洛林改变命运的突破口。他在学校表现优异，进入技术高中深造，并凭借奖学金进入工程学院学习。二战期间，他曾应征入伍，战后继续完成学业，逐步获得工程与管理方面的专业背景。短暂从事过保险销售后，他进入汽车行业，从帕卡德公司起步，随后加入通用汽车，在那里真正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在通用汽车，德洛林的才华与个性同样引人注目。他不遵循传统高管的着装和行为规范，刻意塑造张扬的个人风格，与好莱坞名流交往频繁。这种与企业文化格格不入的气质，反而反映在他的产品理念上。他参与推动的庞蒂亚克GTO，被许多人视为最早的“肌肉车”，也奠定了他在公司内部的声望。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已升任通用汽车副总裁，外界普遍认为他未来有望登顶公司最高管理层。

正是在这一巅峰时刻，德洛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通用汽车，创办属于自己的汽车公司。他渴望完全掌控设计与生产，制造一辆符合自己理想的汽车。为了获得资金支持，他最终选择将工厂设在北爱尔兰，借助当地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提供的高额补贴。这一决定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充满风险，但当时的德洛林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现实却远比理想残酷。工厂建设与供应链问题层出不穷，当地局势动荡，熟练工人和外部合作伙伴难以到位，成本持续攀升。尽管如此，DMC-12最终还是在1981年投入生产。最初的市场反应看似热烈，订单不断，但实际销量远不足以支撑公司的庞大开支。性能不及预期、价格居高不下，使这款车迅速失去了竞争力。

随着资金链濒临断裂，德洛林陷入绝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邦调查局的诱捕行动悄然展开。1982年10月，他在洛杉矶一家酒店房间内查看一箱可卡因的画面被秘密拍下，并被指控试图通过毒品交易为公司筹集资金。案件迅速成为媒体焦点，昔日的明星高管被塑造成贪婪而堕落的象征。

在审判中，德洛林的律师团队主张这是一起典型的诱捕行为，强调他是在极端压力下被线人和执法人员一步步引向陷阱。最终，陪审团采纳了这一观点，德洛林在1984年被判无罪。然而，这场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公司早已破产，投资者信心尽失，他的职业生涯和公众声誉再也无法恢复。

即便电影《回到未来》在1985年上映后大获成功，让DMC-12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符号，约翰·德洛林本人也未能从中获益。他后来多次尝试重返商业世界，却始终未能重现昔日的影响力。2005年，德洛林因中风并发症去世，结束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讽刺的是，那辆当年商业失败的汽车，却在几十年后成为收藏市场的宠儿。由于产量极低，DMC-12的稀缺性反而成了价值所在。一辆经过完整修复、接近电影造型的版本，如今售价已超过十万美元。德洛林本人或许早已淡出历史舞台，但他留下的汽车，却依然在流行文化中不断“穿越”。

本文译自：allthatsinteresting .由olaola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