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后看看手机，午休时刷一会儿短视频，下班回家后再浏览朋友圈、社交平台或者新闻动态，不知不觉间，一天可能已经在各种社交应用上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交媒体究竟使用多久才算“太多”？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或许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参考数字。

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成年人连续11年的相关调查数据，总样本规模约为18.3万人。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与抑郁之间的统计关联通常也越明显。而在研究模型中，当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达到大约150分钟，也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之后，这种关联开始从相对中性转向更加明显的上升趋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150分钟”并不是医学专家规定的每天社交媒体使用上限，更不能简单理解成“每天刷两个半小时就一定会抑郁”。

它更准确的含义是：在这项研究的数据和统计模型中，每天约150分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时间节点。

这项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并不是只观察几百人或者几千人的短期情况，而是汇集了11年间的大量美国成年人调查数据。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持续开展多年的媒体行为调查。从2014年到2024年，研究人员每年都会对18岁至70岁的成年人进行调查，每年平均约有1.67万人参与，11年累计约18.33万人。

参与者的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经过一定程度的平衡处理，以尽可能接近美国人口结构。

研究人员不仅询问参与者的健康状况，还调查了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电视、网络、电子邮件、游戏以及新闻媒体等不同类型媒体的情况。

换句话说，这项研究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看手机”的行为归结为一个概念，而是试图进一步判断：在不同数字媒体活动中，社交媒体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对于抑郁情况，研究并没有使用临床医生面对面诊断的方式，而是让参与者报告自己是否存在包括抑郁在内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这种方法与正规的临床诊断当然存在差别，但研究人员指出，以往采用相同调查方式得到的数据，与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抑郁统计情况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也不是简单让参与者回忆“自己每天大概刷多久”。

调查会询问参与者在典型的一天中，每个小时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程度，然后根据这些信息估算每日使用分钟数。

研究人员随后将社交媒体与电视、网络浏览、电子游戏、电子邮件和新闻消费等不同媒体行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把所有电子设备使用时间混为一谈。

毕竟，看一小时电视剧、和朋友聊天一小时、刷一小时短视频，以及漫无目的地不断刷新社交平台，虽然都属于屏幕使用，但它们带来的心理体验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在处理这些数据时，研究团队还建立了统计模型，将收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等多个因素纳入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11年的数据中，社交媒体使用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关联。

而且，这种关系并没有只出现在某一个特殊年份。

研究人员发现，从2014年到2024年的调查中，这种统计关系一直存在。随着时间推移，社交媒体使用在预测抑郁状态方面的重要程度也逐渐提高。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过去有关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的讨论，经常集中在青少年或者年轻女性身上，很多研究也是基于某一个时间点的数据。

而这项研究观察的是18岁至70岁的成年人，并且覆盖了较长的时间跨度。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关联并不仅仅出现在某一个特定年龄群体，也没有因为时间变化而完全消失。

从研究模型来看，社交媒体使用后来甚至成为预测抑郁的重要变量之一。

在部分分析中，从2019年开始，社交媒体使用的重要性排名进一步上升，甚至超过了电视使用、游戏和电子邮件等其他媒体行为。

不过，如果把不同统计方法结合起来综合判断，个人收入仍然是最重要的相关因素之一，社交媒体使用、普通互联网使用以及年龄等因素也位于较重要的位置。

因此，与其说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导致抑郁的最大原因”，不如说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是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相关因素。

研究还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据。

根据研究人员的统计计算，每天额外增加一小时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大约17%的抑郁报告几率增加相关。

这里同样需要强调，“增加17%”并不意味着多刷一个小时就会让一个人的抑郁风险直接增加17个百分点。

这是统计模型中的相对关联，并不能直接解释成个人层面的确定性结果。

事实上，社交媒体并不是唯一与抑郁呈现正向关联的媒体活动。

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电视、游戏以及电子邮件等活动，同样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正向关系。

其中，电子游戏在部分年份中的关联程度甚至略高于社交媒体。

新闻消费则比较特殊，它与抑郁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而且只在11年的数据中有两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统计意义。

因此，这项研究真正让人关注的地方，并不只是“社交媒体比其他娱乐方式更危险”，而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持续性。

当一个统计关系在不同年份、不同样本中反复出现时，它自然会成为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的对象。

而每天150分钟这个数字，就是在这种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节点。

研究人员发现，在每天使用时间较短的时候，社交媒体使用与抑郁之间的统计关系相对不明显。

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这种关系逐渐增强。

当每天使用时间接近150分钟，也就是两个半小时左右时，模型中这种关联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150分钟是一条绝对的界线。

比如，一个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140分钟，并不代表他一定比每天使用160分钟的人心理状态更好。

人的心理健康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睡眠、收入、工作压力、人际关系、身体状况、生活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等。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本身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凭这项研究得出“刷社交媒体导致抑郁”这样的结论。

原因在于，研究采用的是重复横断面调查。

简单来说，研究人员每年调查的是当年参与调查的一批成年人，并不是从2014年开始一直跟踪同一批人到2024年。

因此，研究能够发现两个现象经常同时出现，却无法完全确定到底是谁导致了谁。

一种可能是，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但另一种可能恰恰相反：一些本身已经感到孤独、低落或者抑郁的人，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来寻找陪伴、转移注意力或者逃避现实压力。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

社交媒体使用和抑郁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例如，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也可能更频繁地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观察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直接的因果链条。

研究人员也明确指出了这一限制。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没有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使用。

一个人每天在社交平台上花费150分钟，可能是在不停地浏览陌生人的内容，也可能是在和家人、朋友聊天，还可能是在参与兴趣社区或者获取工作信息。

这些行为看起来都属于“社交媒体使用”，但它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可能完全不同。

主动与他人互动，与被动地不断浏览信息流，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一些此前的研究已经提示，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可能对应不同的心理体验。

因此，未来研究如果能够进一步区分“主动交流”和“被动刷屏”，可能会比单纯统计每天使用多少分钟更加有意义。

研究的年龄范围同样值得注意。

这项分析主要针对18岁至70岁的成年人，因此不能直接把研究结果套用到未成年人身上。

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模式、心理发展阶段以及家庭环境，与成年人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如果看到“150分钟”这个数字，也不应该简单把它理解成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统一标准。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项研究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

或许最重要的并不是拿着手机上的“屏幕使用时间”功能，严格计算自己是不是超过150分钟，而是重新审视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

如果一个人每天使用社交平台两个小时，却主要是在与朋友交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那么这种使用方式与连续两个小时漫无目的地刷短视频，可能并不是一回事。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社交媒体是否开始影响正常生活。

例如，原本准备睡觉，却因为不断刷内容而推迟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工作或学习过程中频繁查看手机，导致注意力不断被打断；明明已经感到疲惫，却仍然无法停止刷新信息流；或者在浏览别人的生活之后，持续产生焦虑、自我否定和失落情绪。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与其纠结自己到底用了120分钟还是150分钟，不如主动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使用时间。

尤其是睡前长时间刷手机，更值得警惕。

社交平台的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一条内容结束后，下一条内容很快就会出现。

用户不需要做出明显的“继续”决定，就可能一直向下滑。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原本只想看几分钟，最后却发现半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150分钟”更适合被理解成一个研究上的提醒，而不是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生活规则。

研究作者也将这一时间点视为未来研究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假设，而不是个人健康方面的硬性标准。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如果把150分钟直接宣传成“每天刷社交媒体超过150分钟就会抑郁”，实际上就夸大了研究结论。

科学研究关注的是概率、关联和趋势，而普通人的生活则存在非常大的个体差异。

有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生活状态完全正常；也有人每天只使用几十分钟，却因为工作压力、家庭问题或者其他原因处于明显的心理困扰之中。

因此，不能仅凭一个时间数字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这项研究真正提供的，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观察的线索。

在过去11年的数据中，社交媒体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持续存在，而且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这种关系在统计模型中变得更加明显。

每天约150分钟的节点，则为未来的长期跟踪研究和实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进一步验证的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交媒体本身并非只有负面作用。

它可以帮助人们维持异地联系，可以让兴趣相同的人找到彼此，也可以提供新闻、知识、娱乐和各种社会信息。

对于一些现实生活中社交圈较小的人来说，网络甚至可能成为重要的交流渠道。

所以，问题并不是“社交媒体到底好不好”，而是一个人如何使用它，以及这种使用是否已经开始影响现实生活。

如果每天打开社交平台之后，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如果频繁刷手机已经影响睡眠、工作和学习；如果看到别人的动态后经常产生明显的焦虑和自我怀疑，那么这或许就是比“150分钟”更加值得重视的信号。

从目前这项研究能够支持的结论来看，我们可以比较谨慎地说：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与更高的抑郁报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统计关联，而每天大约150分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

但它不是诊断标准，也不是人人适用的健康红线。

研究本身存在自我报告、横断面数据、样本招募方式以及未区分主动和被动使用等局限，因此仍然需要更多长期追踪和实验研究来判断其中到底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对于普通人而言，与其每天盯着计时器计算自己有没有超过两个半小时，不如偶尔问自己几个更实际的问题：

我刷社交媒体之后，心情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它有没有影响我的睡眠？

我是否能够主动放下手机？

我是不是经常在没有明确目的的情况下不断刷新页面？

如果把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减少一些，我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反而提高？

这些问题，可能比单纯记住“150分钟”更加有意义。

毕竟，科学研究给出的数字通常是帮助我们理解趋势，而不是替我们决定怎样生活。

这项持续11年的研究提醒我们的，也许并不是“两个半小时之后必须立刻停止刷手机”，而是当社交媒体占据越来越多时间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使用习惯，以及它究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对于任何已经持续存在的抑郁、焦虑或其他心理健康困扰，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研究数据本身不能代替专业诊断，如果心理状态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仍然更加重要。

归根结底，150分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数字，但不是一把衡量所有人的尺子。

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不是某一天恰好超过了两个半小时，而是社交媒体是否正在从一种生活工具，逐渐变成我们无法主动停止的生活方式。

原文：https://studyfinds.com/how-much-social-media-is-too-much-long-term-study-points-to-150-minutes/

每天刷社交媒体多久算多，一项11年研究给出150分钟的参考线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这种感觉并不只存在于电信诈骗或网络骗局中。工作时替别人承担了大部分任务，最后却发现所有人获得了同样的奖励；在生活中主动帮助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对方根本没有珍惜这份善意；甚至在一场合作中认真履行了承诺，却发现对方从一开始就打算占便宜。这些经历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被耍了”的感觉。

人们通常认为，骗子带来的最大伤害是金钱损失，但心理学研究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被骗之后出现的愤怒、羞耻、懊恼、焦虑和不信任，有时候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损失越大的骗局，未必就是心理伤害最严重的骗局。一个人如果只是被陌生人骗走了一笔钱，可能会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但如果骗子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让他逐渐建立信任，最后再利用这份信任实施诈骗，那么受害者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对判断力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被骗的人会反复问自己：“我怎么会这么傻？”

事实上，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受害者真的比别人笨，而是因为骗子利用的恰恰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机制。信任别人、相信承诺、愿意合作、希望获得回报，这些能力本身并不是缺点。恰恰相反，它们是现代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一个人如果完全不相信别人，他当然很难被骗，但同时也很难真正参与合作。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一直生活在一种看似矛盾的环境里。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欺骗、操纵和利用；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把陌生人视为潜在骗子，把每一次合作都当成一场陷阱，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也会逐渐消失。

这就是“防被骗”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警惕当然有价值，但警惕如果超过一定程度，同样可能产生代价。

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各种实验观察人们在合作中的选择。在一些经典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决定究竟是相信别人并共同完成任务，还是优先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愿意合作，最终得到的总收益往往更高；但如果有人利用其他人的信任为自己谋利，那么相信别人的那一方就可能成为“吃亏的人”。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往往比单纯的利益损失更加激烈。

原因可能在于，当一个人被直接偷走东西时，他很容易把责任归结给外部世界：对方是小偷，自己只是倒霉。但当一个人主动做出信任、合作或者付款的决定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他会感觉自己也参与了整个过程。

于是，愤怒的对象不再只有骗子，还有自己。

“如果我当时多想一分钟就好了。”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那个漏洞？”

“别人都看出来了，为什么偏偏我没有看出来？”

这种自我怀疑，会让被骗的经历变得格外沉重。

一些研究甚至发现，人们为了避免成为那个“被占便宜的人”，会提前改变自己的行为。明明合作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他们却宁愿放弃一部分利益，也不愿承担被别人利用的心理风险。换句话说，有时候真正阻止人们合作的并不是合作本身没有好处，而是他们太害怕自己成为最后那个吃亏的人。

这种心理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假设两个人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只要双方都认真投入，最后获得的回报会比较可观。如果你知道对方能力不足，那么你可能愿意多做一点，因为你觉得这是正常的互相帮助。但如果你认为对方其实有能力，却故意偷懒，而自己努力得越多，对方获得的好处就越多，那么你的积极性很可能马上下降。

你甚至可能主动降低自己的投入。

这样做从经济利益来看并不一定划算，却能够让自己避免产生“我凭什么替他干活”的感觉。

研究者曾用类似的实验观察这种现象，并指出，人们对“成为冤大头”的恐惧，可能会提前改变合作行为。有学者甚至专门用一个词描述这种对被骗、被利用的预期性恐惧。

这种心理并不是坏事。

如果一个人看到陌生人发来的链接就毫不犹豫地点击，看到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就马上转账，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就按照对方要求操作，那么他的信任显然过度了。适当的怀疑可以帮助人们识别风险，减少冲动决定。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情况：一个人因为害怕被骗，最后开始怀疑几乎所有人。

这时候，原本用于保护自己的警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限制。

例如，当投资者听说某个行业存在诈骗后，他可能会对所有相关投资机会都产生排斥，即使某些项目的风险来自正常的市场波动，而不是欺诈。研究发现，当人们被特别提醒“这里存在被骗风险”时，他们对某些投资机会的兴趣可能明显降低，即使实际损失概率并没有因为这条信息而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

这说明人们并不会总是按照纯粹的经济风险来判断一件事情。

“亏钱”和“被骗”在心理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市场下跌导致损失，人们可能把它理解为投资判断失误；但如果同样的损失被解释成“有人故意骗走了你的钱”，情绪反应往往会更强烈。前者意味着自己承担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意味着自己成为了别人设计好的目标。

这也是现代诈骗越来越难以防范的原因之一。

过去的骗局可能只是街头小贩、陌生电话或者简单的虚假广告，而今天的诈骗越来越依赖个性化信息。骗子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了解一个人的职业、兴趣、年龄和消费习惯，再针对不同人群设计不同的话术。

年轻人可能遇到虚假招聘、兼职和网络投资骗局；老年人则可能成为技术支持、冒充客服、虚拟货币或者其他金融骗局的目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骗子制作个性化内容的门槛。过去一名骗子可能需要花大量时间与受害者沟通，而现在，自动化工具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生成看起来更加自然的文字、图片甚至声音。

这意味着，“我平时很聪明，所以不可能被骗”其实并不是可靠的防护措施。

骗局针对的往往不是人的智商，而是人在特定时刻的心理状态。

一个平时非常谨慎的人，在急于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相信一份看似正规的招聘信息；一个平时不会轻易投资的人，在连续听到朋友谈论某个“机会”之后，也可能产生错过机会的焦虑；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在经历亲密关系或者情感孤独之后，也可能更容易相信一个愿意持续陪伴自己的陌生人。

骗子真正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而是一个在某个具体情境下存在需求、压力或者期待的人。

而被骗之后，心理伤害往往又会沿着另一条路径继续发展。

很多受害者首先经历的是震惊。事情刚发生时，他们可能无法接受自己真的被骗了。随后，愤怒开始出现，他们会试图弄清楚骗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取得自己信任的。再往后，懊悔和羞耻可能取代愤怒。

尤其是在涉及感情或者长期信任的骗局中，受害者失去的并不只是账户中的数字。

一个人可能曾经期待一段关系的发展，计划过未来，也曾经相信对方说过的许多话。当他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时，他需要面对的是一段自己曾经认真投入过的经历被重新定义。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复杂骗局造成的心理伤害，会明显超过单纯的金钱损失。

研究诈骗受害者的学者发现，受骗之后出现焦虑、压力和持续担忧并不少见。有些人会出现睡眠问题，甚至产生身体上的不适。一些人还会逐渐减少与朋友和家人的接触，因为他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

而社交退缩又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一个人越孤立，能够帮助他判断信息真假的人就越少；能够提醒他“这件事听起来不太对劲”的朋友也越少。当新的骗局再次出现时，他反而可能更加缺乏外部支持。

于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循环就出现了：被骗之后不再相信别人，因为不相信别人而减少社交，因为减少社交而失去支持，而缺乏支持又可能让一个人更加容易成为下一次骗局的目标。

因此，诈骗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让一个人损失多少钱，而是它有可能破坏一个人最基本的安全感。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如果一个人已经接近退休，或者没有太多时间重新积累财富，那么一次重大金融诈骗造成的损失可能直接影响未来多年的生活。对于年轻人而言，一次求职诈骗虽然可能没有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却可能让他开始怀疑网络招聘、陌生公司甚至自己的判断能力。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很多被骗经历最终不会被报告。

原因并不难理解。

人们通常愿意告诉别人自己被偷了，却不一定愿意承认自己主动把钱交给了骗子。因为前一种情况更容易被理解成“遭遇犯罪”，而后一种情况却容易让受害者产生“是不是我自己太蠢”的感觉。

羞耻感会让人保持沉默。

而沉默又会让社会低估诈骗真正造成的影响。

如果大量受害者因为不好意思报警、不愿意告诉家人或者害怕别人嘲笑自己而选择隐瞒，那么统计数据看到的就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

更麻烦的是，这种心理还可能让旁观者产生一种危险的错觉：被骗的人之所以被骗，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谨慎。

于是，“为什么他不多检查一下”变成了一种很常见的反应。

但现实中的诈骗往往不是一个人简单地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容易解释。

很多合同可能有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真正不公平的条款隐藏在复杂的文字之中；很多网络页面会故意设计得非常正规；很多骗子会通过连续不断的沟通建立信任；还有一些骗局会制造时间压力，让人没有机会冷静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受害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心理学和法律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当人们面对一个看起来占了别人便宜的人时，他们往往希望对违规者进行惩罚；与此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又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认为受害者本来应该更加小心。

这两种心理甚至可能同时存在。

我们一方面认为骗子应该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又会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会相信他？”

这种思维方式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自己足够聪明、足够谨慎，就可以完全避免被骗。

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社会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成为专业律师、金融分析师、网络安全专家和心理学家，然后再要求他们每天检查所有信息。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行，本身就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验证一切。

我们相信医生、老师、银行、快递员、同事、商家以及陌生的服务人员，是因为如果每一次互动都要求自己完成完整调查，生活本身就会变得无法进行。

所以，信任不是一种漏洞，而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

问题从来不是“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别人，还是不应该相信别人”，而是应该如何建立一种更有弹性的信任。

这种信任不是毫无条件地相信，也不是把所有人都当成骗子，而是在重要节点上保留核验的空间。

比如遇到涉及大额转账的事情时，可以主动停下来，不在对方制造的紧迫感中做决定；收到陌生链接时，通过官方渠道重新确认，而不是直接使用对方提供的联系方式；面对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承诺时，不妨先问一句：如果这件事真的这么容易赚钱，为什么对方需要主动找到我？

这些做法的意义并不是让人变得多疑，而是把“信任”与“验证”放在一起。

真正成熟的防诈骗意识，不应该是“谁都不能相信”，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值得确认”。

这两者看起来只差一点，实际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个极度害怕被骗的人，可能会拒绝一切新的机会，不愿意认识陌生人，不愿意参与合作，也不愿意承担任何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结果的风险。他确实降低了某些被骗的概率，却同时失去了很多正常生活中本来可以获得的东西。

比如一段友谊，一次合作，一项投资，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甚至只是一次对陌生人的善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害怕成为冤大头”也可能让人付出另一种看不见的代价。

社会合作之所以能够产生远超个人能力的成果，就是因为人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别人。一个团队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成员一定会偷懒，那么大家就会减少投入；一个社区里，如果居民认为邻居一定会占便宜，那么互助就很难形成；商业合作也是一样，如果所有人都把对方视为潜在骗子，交易成本就会不断上升。

换句话说，诈骗不仅破坏受害者个人的信任，也可能慢慢侵蚀整个社会的合作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防诈骗不能只停留在“提醒大家小心”这一层面。

我们当然需要提高警惕，但同时也需要减少骗局本身能够利用的空间，让普通人在面对复杂信息时不必承担全部识别成本。

当一个社会拥有更完善的金融保护、更加透明的交易规则、更容易理解的合同、更可靠的身份验证机制以及更加便捷的举报渠道时，人们就不必单纯依靠个人直觉来防范风险。

这其实比不断告诉人们“千万不要被骗”更加重要。

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把所有责任都交给个人，那么每一次骗局发生之后，最终留下的往往只是一个问题：“受害者为什么没有更聪明？”

而更值得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骗子能够如此轻易地利用人的正常信任？”

这两种问题，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保持警惕没有意义”的结论。恰恰相反，在网络诈骗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基本的风险意识仍然非常重要。一个人越了解骗子常用的套路，就越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停下来。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警惕”的理解。

警惕不是恐惧。

警惕意味着在关键时刻愿意多花一分钟确认信息，而恐惧则可能让一个人开始拒绝所有不确定性。

警惕让人拥有选择权，过度恐惧却可能让人失去选择。

被骗之后，人最容易产生的一个念头是：“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保护自己，但如果真的照着做，结果未必比被骗更好。

一个人当然可以因此减少一些风险，却也可能把自己关进一个越来越狭窄的世界里。没有新的关系，没有新的合作，没有新的尝试，因为每一次靠近别人都意味着潜在的危险。

可人类社会恰恰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陌生人百分之百可靠，也不可能保证一次投资永远不会亏损，更不可能确保每一段合作都不会出现问题。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消灭所有风险，而是学会区分不同风险，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做出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被骗的最高境界，也许不是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别人，而是越来越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应该验证，什么时候应该果断离开。

我们需要的是有边界的信任，而不是彻底关闭信任。

毕竟，一个从来没有被骗过的人，并不一定比别人更聪明；有时候，他只是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放进需要信任别人的关系里。

而一个曾经被骗过的人，也不应该因此认为自己失去了判断能力。

被骗说明骗子成功利用了某些心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受害者本身没有价值。重要的是在经历之后重新理解发生了什么，把一次痛苦经历转化成未来判断风险的经验，而不是让羞耻感决定自己以后如何生活。

在一个骗局不断升级、信息越来越复杂的时代，人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

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记住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骗，而放弃了信任、合作、善意和尝试，那么我们虽然躲开了一些可能的损失，却也可能错过许多真正值得拥有的人生经历。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只是骗子。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警惕自己因为害怕成为“那个吃亏的人”，最终把整个世界都看成了一场骗局。

防骗的目的，应该是让人更安全地生活，而不是让人不敢生活。

当一个人能够在保持清醒的同时继续信任，在面对风险时愿意核实，在遭遇损失后不把所有责任归咎于自己，也不因为一次被骗就彻底关闭与世界的联系，那么这种警惕才真正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它更像是一种经过判断之后，仍然愿意向前迈出一步的勇气。

原文：https://knowablemagazine.org/content/article/society/2026/psychology-of-getting-conned

为什么聪明人也会被骗，心理学揭开上当受骗背后的真相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早上准备去上班时，你可能已经决定走一条熟悉的路线，但开车以后突然发现前方发生堵车，于是不得不改变路线；准备做晚餐时，你原本计划制作一道固定的菜，却发现冰箱里缺少关键食材，于是临时改变菜单；甚至在最普通的日常活动中，我们也会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调整原来的计划。

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环境不断变化、多个目标同时存在时，人类大脑究竟是如何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

一项发表于《Nature》的最新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在动态环境中进行决策时，大脑可能并不是先选择一个目标、完全放弃其他目标，然后再等待下一次信息出现以后重新做决定。相反，大脑似乎可以在同一时间保留多个行动方案，并将这些方案进行组合，再随着环境的变化持续调整行为。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对“决策”这个过程有了不同的理解。

过去很多神经科学实验会把决策设计成一个相对明确的瞬间。实验参与者看到两个选项，然后选择其中一个；或者看到某种刺激以后，按下对应的按钮。这样的实验非常适合研究大脑在特定时刻做出的选择，但现实生活中的决定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每天面对的环境是动态的。

一个人刚刚决定往左走，几秒钟以后可能因为看到新的信息而改向右边；一个消费者原本想购买某件商品，但发现另一件产品价格更合适以后，又可能改变计划；一个人在完成工作任务时，也可能一边执行当前计划，一边考虑其他可能性。

换句话说，现实中的决策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选择动作”，而是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

研究人员为了更加接近这种真实环境，让参与者完成了一项连续进行的虚拟追逐任务。参与者需要使用操纵杆控制虚拟角色，在屏幕上追逐不断移动的目标。这些目标会改变运动方向和速度，而且不同目标具有不同的价值。

这意味着参与者不能简单地提前规划好一条固定路线，然后一直按照计划执行。

目标会移动。

目标之间的价值不同。

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参与者必须在行动的同时不断判断自己下一步应该追逐什么，以及是否应该改变原来的计划。

研究团队一共分析了69名成年人的数据。其中50人为健康成年志愿者，另外19人为因严重癫痫住院并接受脑部监测的成年患者。后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接受了脑部活动监测，因此研究人员能够获得更加直接的神经活动信息。

实验结果显示，参与者并不是一直采用简单的“全力追逐一个目标”的策略。

在很多时候，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介于多个目标之间的混合状态。

当两个目标价值相同时，参与者大约有36%到41%的时间处于这种同时受到两个目标影响的状态；当两个目标的价值存在差异时，这一比例约为37%到43%。

这说明人在面对竞争目标时，大脑可能并不会立刻把其中一个目标彻底排除，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保留多个可能的行动方向。

研究人员随后利用计算模型比较了不同的决策方式。

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是“赢家通吃”。按照这种模式，当两个目标出现竞争时，大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把注意力和行动资源全部集中到这个目标上。如果之后发现选择错误，再切换到另一个目标。

这种模式看起来非常符合我们对于“做选择”的传统理解。

例如，当你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决定时，可以想象自己的大脑先选择左边，然后完全停止考虑右边。

但研究结果更支持另一种被研究人员称为“组合式控制”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似乎可以同时维持两个不同的运动计划，然后把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最终形成当前的动作。

研究团队通过计算模型估计，这种组合式控制策略在参与者中的概率约为84%±8%。而且，相比于完全在两个目标之间进行“赢家通吃式”的切换，这种同时保留并组合多个行动计划的方式表现得更好。

如果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驾驶汽车。

你可能已经决定向某个方向行驶，但眼睛仍然会关注其他车辆、道路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出口。你并不是完全忘记其他可能性，而是在执行当前计划的同时保留一些备用方案。

一旦前方出现新的情况，大脑就可以迅速调整。

这种能力对于人类适应复杂环境非常重要。

因为真实世界几乎从来不会按照我们事先设计好的计划运行。

我们可以制定目标，但无法控制所有外部因素。

天气可能发生变化，交通可能突然拥堵，同事可能临时改变安排，孩子可能突然需要帮助，工作任务也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增加新的要求。

如果大脑只能严格执行最初制定的计划，那么人在复杂环境中就会变得非常僵化。

真正高效的行为反而需要一种动态能力：既不要轻易放弃当前目标，也不能完全忽略新的信息。

这项研究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灵活调整能力背后的部分神经机制。

研究人员发现，多个脑区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不同的职责。

其中一个重要区域是海马。

海马通常与记忆以及空间信息处理密切相关，但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海马中的神经活动还与当前行动计划的追踪和更新有关，尤其是在计划形成的早期阶段。

这意味着海马可能不仅仅帮助我们“记住过去发生了什么”，还可能参与我们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的组织。

例如，当你准备去一个地方时，大脑需要结合过去的经验、当前环境和未来目标形成一个行动方案。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从记忆中读取一个固定答案，而可能需要不断更新。

另一个重要区域是左侧前扣带皮层。

这个脑区一直受到决策神经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它与冲突监测、行为调整以及目标控制等过程有关。

在这项研究中，左侧前扣带皮层似乎与“什么时候应该改变策略”有关。

这非常重要。

因为做出决定并不是全部，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原来的策略同样重要。

假设你正在追赶一个移动目标。如果目标突然改变方向，那么继续按照原来的路线追赶可能已经没有意义。

大脑需要判断：应该继续坚持，还是改变策略？

如果过早改变目标，可能浪费已经投入的努力；如果改变得太晚，又可能错过更好的机会。

因此，决策系统需要不断计算“继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

研究还发现，眶额皮层在评估当前环境中的价值信息方面发挥作用。

简单来说，大脑不仅要知道“目标在哪里”，还需要判断“这个目标值不值得追”。

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

一个目标可能离你很近，但价值很低；另一个目标可能距离较远，却具有更高的潜在收益。

如果只考虑距离，人可能会选择最近的目标。

如果同时考虑价值，大脑则需要进一步计算哪一个选择更加值得。

这说明现实中的决策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定位问题，而是多个信息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

海马帮助追踪和更新行动计划，前扣带皮层参与判断是否需要改变策略，而眶额皮层则帮助处理与价值有关的信息。

三个区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人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比较健康参与者和接受脑部监测的癫痫患者以后，并没有发现两组人在这种决策策略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这说明研究中观察到的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并不只是健康人群的特殊现象，而可能反映了人类在动态环境中进行行为控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机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已经解释了所有类型的人类决策。

现实世界比实验室中的虚拟追逐任务复杂得多。

在实验中，参与者主要面对的是移动目标、不同价值以及不断变化的运动路径。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同时面对更多目标。

一个成年人可能同时需要考虑工作、家庭、健康、经济状况以及人际关系；一个学生可能同时考虑考试成绩、兴趣爱好、社交活动和未来职业选择。

这些目标之间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而且，现实环境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

有些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有些完全无法预测。

有时候，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同时存在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竞争目标时，大脑是否仍然会采用类似的组合式控制方式？

如果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这种机制是否会发生改变？

当另一个人参与决策时，比如两个人一起制定计划，大脑又会如何处理双方不同的目标？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可能继续探索的问题。

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它可能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产生启发。

目前很多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能够在特定任务中做出非常复杂的决策，但真实世界的机器人仍然面临一个重要挑战：环境并不会静止等待机器人完成计算。

一个机器人在仓库中移动时，其他机器人可能突然改变位置；自动驾驶系统面对道路交通时，周围车辆可能随时改变速度和方向；家庭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时，也可能突然遇到新的障碍。

如果机器人只能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单一目标行动，那么它面对现实环境时很容易出现问题。

更加理想的系统可能需要像人脑一样，同时保留多个可能的行动方案，并根据新信息不断重新调整。

例如，一个机器人正在前往某个房间。

它的首要任务是到达目的地，但同时还需要避开障碍物、节省电量、避免碰撞，并根据环境变化选择更有效的路线。

如果这些目标完全按照“一个完成以后再考虑下一个”的方式处理，系统可能反应较慢。

而如果能够同时维持多个行动方案，再根据当前环境对这些方案进行动态组合，就可能更加灵活。

当然，从人脑机制直接发展出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需要大量研究。

神经系统远比一个简单的算法复杂。

人类不仅能够处理目标和价值，还具有记忆、情绪、社会关系、语言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能力。

因此，这项研究更重要的价值可能不是立即制造出一种“像人脑一样思考”的机器人，而是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理解人类为什么能够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

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

我们通常会把“做决定”理解成选择。

例如，选择工作还是旅行，选择买这个还是买那个，选择继续坚持还是放弃。

但真实的大脑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两个目标之间进行绝对的二选一，而是在同时考虑多个方向。

一个人可能一边希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一边希望拥有更多家庭时间；既希望赚钱，又希望保持生活质量；既想坚持长期目标，又想享受眼前的生活。

这些看起来互相冲突的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的决策能力出现了问题。

相反，大脑可能正在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兼顾多个目标的方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现实决定不会有一个永远正确的答案。

最合适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当前环境。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完成工作，明天则可能变成照顾家人；某个阶段需要追求效率，另一个阶段则可能需要优先考虑休息。

因此，真正高效的决策能力也许并不是永远坚持最初的选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调整。

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人类大脑可能拥有一种非常精细的适应机制：它不会简单地把一个目标留下、把另一个目标删除，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保持多个行动方向，然后根据环境变化重新组合。

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可能不是一个只会不断进行“是”或“否”选择的系统，而更像一个能够持续调整路线的导航器。

目标在变化，环境在变化，我们的行为也随之变化。

这种灵活性可能正是人类能够适应复杂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团队下一步可以进一步测试，在目标数量更多、信息更加不确定或者需要与其他人互动的情况下，这种决策机制是否仍然成立。随着科学家对动态决策过程理解得越来越深入，未来不仅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大脑，也可能为开发更加灵活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系统提供新的思路。

这项研究发表于《Nature》，论文题为“Neural basis of compositional control”，作者包括Assia Chericoni等人，论文发表于2026年。

从一个更简单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最终告诉我们的事情或许是：真正聪明的决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快速做出一个选择，而是能够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时候，持续调整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在每一次决定之后就停止工作。

相反，决定只是行动的开始。

当新的信息出现以后，大脑会重新评估目标、价值和策略，然后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在一个永远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运行的世界里不断改变路线，同时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原文：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6-08-brain-reveals-people-goals-real.html#google_vignette

大脑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新研究揭示决策背后的神经机制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原文：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up-and-running/202608/humor-as-a-psychological-defense-mechanism

为什么有些人总爱开玩笑？幽默可能是一种隐藏的心理防御机制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这项研究发表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期刊上。研究者希望解决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一直缺乏明确答案的问题：当男性评价女性身体吸引力时，胸部和臀部究竟是不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很多研究通常把这两种身体特征放在一起讨论，并认为它们都可能成为身体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把不同男性之间的偏好差异拆开来看，结果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项研究的发起者是挪威科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梅赫梅特·梅赫梅托格鲁。他长期注意到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认知，即很多人默认男性对女性胸部和臀部的兴趣大致相同。无论是在学术资料中，还是在日常与朋友聊天时，他都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持续了很多年，而真正让他决定进行研究的原因，就是发现过去似乎没有一个足够直接的研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最终分析了395名挪威男性的问卷数据。参与者整体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大约23岁，其中大多数当时并没有处于恋爱关系中。调查要求他们分别评价女性臀部和胸部对于伴侣吸引力的重要程度，采用的是1到5分的评分方式，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重要，5分则意味着非常重要。

除了身体特征之外，参与者还需要评价一些更加广泛的择偶因素，例如性感程度、智力等。同时，研究人员还询问了他们对于平等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态度，希望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平时所持有的价值观，是否也可能与他对身体吸引力的重视程度产生联系。

为了找出男性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偏好模式，研究者使用了一种叫作“潜在剖面分析”的统计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并不是事先把参与者强行分成几个固定类别，而是根据他们在多个问题上的回答模式，让数据本身显示出可能存在的自然群体。

分析结果最终识别出了四种比较明显的类型。

人数最多的一组约占全部参与者的53%，研究者将他们归为“高度身体导向”群体。这些男性普遍非常重视女性的身体特征，对胸部的平均评分约为4.1分，对臀部的平均评分则达到4.4分。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并不是只偏好某一个部位，而是整体上更加关注女性身体，并且臀部的平均得分略高于胸部。

第二组约占20%，属于“中度身体导向”群体。他们同样认为胸部和臀部具有一定吸引力，不过重视程度没有第一组那么高。两种身体特征的平均评分都在3.2分左右，因此这一群体表现出的特点更接近一种相对平衡但没有那么强烈的身体偏好。

第三组占18%，研究人员将其称为“臀部导向”群体。这部分男性对臀部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兴趣，臀部平均评分达到4.5分，但胸部平均评分只有2.5分。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认为女性身体整体都具有吸引力，而是在两个具体特征之间表现出了比较清楚的选择倾向。

最后还有约9%的参与者被归为“身体非导向”群体。这部分男性对胸部和臀部都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两种身体特征的评分都低于2分。这说明男性的身体吸引偏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连续排序，而可能存在明显不同的心理模式。

真正引起研究人员注意的，是统计模型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析方式，都能够持续发现一个偏向臀部的群体，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只偏向胸部的群体。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性非常看重女性胸部，那么他的回答通常同时也会显示出对臀部较高的重视程度；而如果一个男性特别重视臀部，则有可能并不特别在意胸部。这种不对称关系，是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发现之一。

研究负责人自己也承认，他原本预计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胸部导向”群体，但实际结果却完全不同。在不同的统计模型中，“臀部导向”群体都稳定出现，而胸部评分较高的参与者，往往同时也给臀部较高的评分。因此，从研究结果来看，胸部似乎更多扮演一种与其他身体特征共同产生吸引力的角色，而不是在所有男性中独立形成一种主要偏好。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释。

按照进化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人类择偶行为可能受到长期进化形成的偏好影响。女性在青春期后出现的胸部和臀部，都属于明显的第二性征，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它们可能被潜在伴侣视为与年龄、健康状况、营养状态以及生育能力有关的视觉线索。

过去的研究通常把胸部和臀部视为相似的重要信号，但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可能性：对男性而言，臀部本身可能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与年轻、健康和生育能力有关的信息，因此即使不依赖胸部，也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身体吸引。

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臀部在男性择偶心理中可能比过去想象得更加核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男性都存在相同程度的偏好，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男性都更喜欢臀部。此次研究真正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臀部偏好为什么能够在统计模型中独立形成一个稳定群体。

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性感、物质和社会价值观的不同态度，与他们属于哪一种身体偏好群体存在一定关联。

例如，在五分制的性感价值评分中，每增加一个单位，参与者进入“高度身体导向”群体的可能性，相对于“身体非导向”群体增加了约501%。这并不是说性感偏好直接导致了身体偏好，而是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关联。

物质主义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联系。越重视物质和外在地位的人，成为“臀部导向”群体的可能性提高了约86%。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与物质主义者更加关注外在、可见的社会信号有关，而伴侣的身体吸引力也可能被某些人视为一种可以被观察和评价的外在特征。

与之相反，更强调平等主义价值观的男性，对女性身体特征的关注程度总体更低。研究数据显示，平等主义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参与者进入“高度身体导向”群体的可能性下降了约63%。

这一结果让研究者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它意味着身体偏好可能并不仅仅来自生物本能，也可能受到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和个人信念影响。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择偶心理也许同时受到长期进化机制和现代社会经验的共同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对智力的偏好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统计预测作用。在这项研究中，更看重智力并没有显著增加男性进入某一种特定身体偏好群体的概率。

研究负责人认为，这些结果说明，人的择偶偏好并不像我们平时想象得那么简单。男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深层的、长期形成的身体吸引机制，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又会影响这些偏好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强度。

他也提醒人们，理解这些潜在倾向并不意味着必须按照本能行动。对于现实中的恋爱关系来说，身体吸引力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部分，人们仍然需要关注性格、价值观、沟通能力以及彼此之间的长期匹配程度。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明显的限制，因此研究结果不能被简单扩大到所有男性。

首先，参与者全部来自挪威，而且样本整体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3岁。挪威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因此研究结果最适合用于理解类似社会环境中的年轻男性，而不能直接代表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层或者不同文化背景下男性的普遍偏好。

其次，这项研究采用的是便利抽样，而不是从整个人口中随机抽取样本。这意味着参与者可能与一般男性群体存在差异。例如，年轻大学生或者容易接触到研究调查的人，本身可能在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方面与其他人不同。

另外，研究主要依靠参与者自我报告。调查中的问题虽然简单直接，但像物质主义、平等主义以及身体吸引力这样的心理变量，本身非常复杂，仅仅依靠一道或者少数几道问题，很难完整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心理。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未来需要使用更加成熟的心理测量工具，对这些价值观进行多维度评估，同时观察人们在真实约会环境中的行为，看看他们口头上表达的偏好是否真的会转化为实际的择偶选择。

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眼动追踪等技术，进一步观察男性在看到不同身体特征组合时，究竟会把视觉注意力集中在哪里。这样能够避免单纯依靠问卷回答，因为一个人说自己最重视什么，并不一定与他实际观看和选择时的注意力完全一致。

研究负责人还计划在更加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重复类似实验。他尤其希望在社会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研究，以观察文化和社会规范是否会改变这些不同的“偏好阵营”。

此外，他也对那9%左右的“身体非导向”群体非常感兴趣。这些参与者既没有特别重视臀部，也没有特别重视胸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决定他们的身体吸引力判断？他们可能更加关注性格、智力、面部特征，或者其他身体和非身体因素。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答案。

从整个研究来看，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简单地得出“男性更喜欢臀部还是胸部”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结论，而是研究揭示了男性之间其实存在相当明显的个体差异。

有些男性会同时高度关注两种身体特征，有些人的关注程度比较温和，也有一部分人对臀部表现出非常明确的偏好，还有少数人并不特别重视这两种特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计分析中，臀部偏好能够独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而胸部偏好却没有形成对应的独立类别。这可能意味着，过去把两者简单视为完全对等的身体吸引线索，或许过于粗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已经证明男性的择偶偏好完全由进化因素决定。文化、个人经历、媒体环境、社会价值观以及实际恋爱经验，都可能影响一个人如何理解身体吸引力。

研究人员自己也强调，这项工作只是建立在一个规模有限、文化背景相对单一的年轻男性样本上，因此更准确的理解方式应该是把它视为对男性身体偏好结构的一次探索，而不是关于所有男性的最终答案。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也提醒我们，人的吸引力判断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相同的身体特征可能在不同人身上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程度，而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甚至可能与这些看似私人化的择偶偏好联系在一起。

未来如果有更多国家、不同年龄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加入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判断，这种臀部偏好的稳定性究竟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还是主要出现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心理模式。

目前能够比较谨慎地说的是，这项针对395名挪威男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稳定的统计规律：多数参与者同时重视胸部和臀部，但确实存在一部分男性明显偏向臀部，而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一个只把胸部作为主要身体偏好的对应群体。这个结果让过去对于男性身体吸引力的简单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也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择偶心理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原文：https://www.psypost.org/new-research-finds-womens-buttocks-play-a-more-stable-role-in-male-physical-attraction-than-breasts/

研究发现，男性更偏爱女性臀部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此前已有不少研究尝试寻找选择性声音敏感症产生的原因，其中大脑前岛叶皮层一直被认为是重点研究区域。这一区域不仅参与疼痛和厌恶情绪的处理，还负责调节注意力，并且属于大脑显著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性网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大脑筛选和识别来自身体内部以及外界环境的重要信息，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它可能与异常的声音反应密切相关。

近日，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人脑映射》期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前岛叶皮层以及显著性网络确实与选择性声音敏感症存在明显关联，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这种疾病并不是简单地划分为“患病”和“正常”两类，而更像是存在于一个连续变化的谱系之中。

研究团队表示，他们获得的神经影像证据说明，普通人群中每个人对声音刺激的敏感程度都存在差异，而选择性声音敏感症正是这种差异不断变化的一部分，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种状态。

为了完成研究，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数据库中162名成年人的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数据。不过，由于这些脑部扫描资料中没有关于选择性声音敏感症的具体记录，因此研究团队又结合了另一项针对777名受访者的调查数据，对每个人可能存在的症状严重程度进行了统计评估。

研究人员并没有直接依据对特定声音的不适反应来评分，而是参考受访者对各种感官刺激的整体敏感程度，例如面对商场中的浓烈气味时是否容易感到不适，并据此建立分析模型。

分析结果发现，症状越明显的人，其前岛叶与显著性网络内负责听觉处理、动作控制以及运动规划等脑区之间的活动同步性越强。这说明，大脑这些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流可能是导致异常声音反应的重要神经基础。

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人员进一步比较后发现，这种脑网络活动模式与焦虑症、抑郁症以及自闭症等疾病相关的脑部活动并没有明显重叠。由于这些心理或神经发育问题经常伴随选择性声音敏感症出现，因此过去一直难以区分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而此次研究则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新的神经学证据。

研究团队指出，这些发现进一步凸显了前岛叶以及显著性网络在理解选择性声音敏感症中的关键作用，也初步证明了它与焦虑、抑郁及自闭症属于不同的神经机制。

此外，研究人员还尝试按照传统方法，将参与者划分为“患有选择性声音敏感症”和“健康对照组”两类进行比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旦采用这种二元分类方式，原本能够观察到的脑部统计模式便不再明显。

这一结果意味着，选择性声音敏感症更符合连续分布的特征，而不是一种只有“有”或“没有”的疾病。不同个体之间的敏感程度存在自然变化，有的人症状轻微，有的人则更加严重，这种连续性的特点更符合现实情况，也将为未来疾病分类和治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研究人员认为，把选择性声音敏感症视为一种连续谱系障碍，更能够真实反映不同人群症状的差异，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其形成机制和潜在干预方法。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参与脑部扫描的162名受试者并没有接受专门的选择性声音敏感症评估，也没有通过播放特定声音来诱发反应，因此研究人员只能依据统计模型推测他们可能具有的敏感程度，而非直接确认其是否患有该症状。

不过，这种研究方式同样具有一定优势。如果只招募已经确诊的患者进行实验，很容易让研究结果更多反映重症患者的特征，而无法体现普通人群中的真实分布。此次利用现有数据库结合独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也说明大量已有数据经过合理整合后，同样能够为神经科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未来，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招募已经明确诊断是否存在选择性声音敏感症的人群，通过播放容易引发不适的声音并结合更多神经影像技术，对相关脑区活动进行更加直接的观察，以验证目前得到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揭示这种疾病在大脑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后续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scientists-have-found-the-brain-circuit-behind-misophonias-rage-response

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咀嚼声会暴躁？ 科学家找到关键脑区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原文：https://studyfinds.com/grades-pressure-failure-how-education-system-wires-teens-for-lifelong-anxiety/

焦虑正在成为教育的“副产品”？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压力，或许与学习方式有关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原文：https://studyfinds.com/men-actually-dont-multitask-worse-they-just-stop-talking/

研究发现，男人压力越大，越不爱说话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按这个逻辑，他们应该是最不可能在网上孜孜不倦发帖、只为求赞的那群人。

1700万条帖子揭示了什么

本周发表在《JAMA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真实追踪了7736名推特用户、超过1700万条帖子的行为数据（Mirea 等，2026）。研究人员测量了每个人的“强化倾向”——简单来说，就是看“今天收到的点赞”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明天发什么内容”。

结果出人意料，与临床研究的预期正好相反：

抑郁症患者反而更容易被点赞所强化，而非变得迟钝。

这一现象在三个独立的数据集中都得到了验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抑郁测量方式、不同的样本构成，结论完全一致。

当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这种效应的特异性时，发现它确实与抑郁症高度相关。强迫性和侵入性思维会带来“行为持续性”的截然不同模式，焦虑也表现出另一种特征。换句话说，点赞带来的强化作用并非一种泛化的心理问题信号，而是焦虑-抑郁群体特有的表现。

为什么这并不算真正的矛盾

实验室研究与真实发帖行为之间的这种差异，虽然存在，但未必是矛盾的。它可能指向了某种更细微的区别。

实验室测量的往往是消费性奖励——也就是你得到好东西那一刻的即时愉悦感。快感缺失确实会削弱这种感受。而这项研究捕捉到的，似乎更接近动机性强化——过去的奖励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未来行为，无论这种奖励本身是否让人感到深刻满足。

换一种说法：抑郁或许不会让点赞变得更爽，但可能会让你更努力地去追逐点赞。

如果你正在“大声疗愈”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公共疗愈：当心碎有观众》，探讨了人们在网上公开处理悲伤和失落时的心理机制。当时我引用的研究表明，为真正能理解你的读者写作，确实可以促进心理成长。

这项新研究为此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公开分享痛苦的人恰好带有抑郁情绪（这在经历悲伤和丧失时很常见），那么他们收到的点赞，可能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深地驱动着发帖行为。

这并非一种操纵，更像是一个神经反馈回路——安静地潜伏在“被倾听”的感觉之下。

这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公开分享让人愿意坚持下去，为什么人们总是一再回头继续发帖。但了解这个循环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我还在思考的

这项研究引出的问题比回答的更多。研究人员自己也特别指出，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抑郁可能会让人更容易被点赞所影响；反过来，过度在意点赞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加重抑郁症状；或者两者互为因果。目前的研究设计还无法区分这些可能性。

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抑郁与社会奖励之间的互动方式，远比实验室环境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社交媒体并不“知道”你抑郁了。它只知道什么能让你一次又一次地点开、写下、发布。

原文：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cell-on-the-self/202607/why-likes-hit-harder-when-youre-depressed

抑郁的人，反而更渴望那个赞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实验室结论遭遇现实挑战

数十年的实验室研究构建了一个看似稳固的结论：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在回忆个人经历时提供的细节更少、更模糊。这一现象在认知障碍患者中尤为突出，以至于被广泛视为正常认知老化的标志之一。

但亚利桑那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质疑：实验室里的表现，真的能如实反映老年人的日常记忆能力吗？

走出实验室，用手机“捕捉”真实记忆

为了寻找答案，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突破性的实地实验。他们招募了24名年轻人（18-28岁） 和50名老年人（61-81岁），让所有参与者下载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这款应用会在连续10天内，于每天14个小时内随机触发录音，每次录制30秒。

这种方法相比传统访谈，更接近于“偷拍”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思维活动。研究人员随后从海量音频中筛选出人们自发分享过往经历的片段，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细致分析。

结果令人意外：在日常对话场景中，老年人叙述经历时提供的细节丰富度，与年轻人并无显著差异。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家马修·格里利指出：“这项发现提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那些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出的关于老年记忆衰退的假设。实验室环境或许未能捕捉到全貌。”

更大规模研究印证：老年人回忆更生动？

这一发现并非孤证。另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采用了类似的智能手机技术，对超过3800名年龄跨度从18岁到8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大规模评估。

结果同样令人瞩目：老年人报告的关于过去的想法，反而比年轻人更加具体、更加生动。

为什么实验室和现实会有差异？

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环境因素，而非记忆能力本身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 环境陌生感：实验室对老年人而言往往是陌生且令人紧张的环境，而年轻参与者（多为在校学生）则对校园内的实验室习以为常。
• 年龄差距影响：实验者通常较为年轻，老年人在与年轻实验者交流时，可能需要额外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来建立沟通语境，这使得他们在结构化访谈中显得“不够流畅”。

研究合著者、亚利桑那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杰西卡·安德鲁斯-汉娜补充道，虽然目前尚不能完全确认日常回忆的准确性，但一个人如何体验和分享记忆的方式，可能比记忆细节的绝对准确性，更能作为识别认知健康问题的敏感指标。

专家呼吁：更多“真实世界”的衰老研究

未参与该研究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评论道：“我们需要更多走出实验室、从更自然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来探索记忆与衰老的关系。”他指出，个人的叙事风格、表达习惯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实验室中自传式回忆的表现。

多伦多贝克雷斯特研究与教育学院的科学家布莱恩·莱文也强调，衰老确实会影响记忆——回忆细节困难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抱怨之一。但他认为，老年人的记忆策略和运用方式可能不同于年轻人。“当我们把他们带到实验室，用并非为他们需求而优化的测试方法进行评估时，他们看起来会比实际上受损更严重。”

小结

这两项研究共同指向一个重要的新视角：在熟悉、自然的环境中，老年人的自传体记忆可能比实验室里展现的要好得多。 这提醒我们，在研究认知老化时，需要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方法，以避免低估老年人的真实认知能力。

原文：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older-adults-memory-loss-outside-lab

老年人记忆真的变差了吗？新研究挑战传统认知最先出现在咕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