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气候相关风险中，高温尤其值得关注。当外界温度过高时，人体需要通过出汗、增加皮肤血流等方式散热。如果高温持续时间较长，身体的调节能力可能逐渐达到极限，严重时可能引发中暑、心血管疾病、肾脏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一些研究发现，高温预警和应急措施可能有效降低健康风险。过去部分地区只有在体感温度达到约40℃以上时才启动高温应急机制，后来发现，即使温度没有达到这一水平，部分人群也可能已经出现明显的健康问题，因此开始降低预警门槛。

更加完善的高温应对措施，并不是简单提醒人们“天气很热”。在发布预警之后，还需要及时通知老年人、户外工作者以及其他高风险人群，同时保证供电、供水等基本公共服务，并开放可以避暑降温的公共场所。

相关数据显示，在采取更加积极的高温应急措施之后，一些地区炎热天气相关疾病的住院人数出现明显下降。有研究观察到，相关干预措施实施后，中暑及相关疾病住院人数下降幅度超过50%。这说明，提前预警与及时采取行动，可能比单纯依靠个人在高温天气中自行防护更加有效。

空调也是降低高温健康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在炎热天气里，能够使用空调的人群，高温相关住院和死亡风险可能相对较低。部分研究甚至发现，在极端高温期间，有空调的病房与没有空调的病房之间，患者死亡风险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但空调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一方面，持续使用空调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会增加家庭用电成本；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可能难以长期承担这部分费用。此外，户外工作者也不可能一直待在空调环境中。因此，仅仅增加空调设备并不能彻底解决高温带来的健康问题。

对于建筑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人来说，调整工作方式同样重要。例如增加休息时间、提供阴凉区域、保证饮水以及合理安排工作时段，都可能帮助人体降低高温暴露带来的压力。

一些针对户外劳动者的长期观察发现，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休息、补水和遮阳等措施后，相关人员的健康状况能够得到改善，高温相关的肾脏损伤等问题也可能减少。

城市环境的设计同样会影响人们面对高温时的风险。树木、绿地和遮阳设施能够降低部分区域的地表温度，为居民提供更加凉爽的活动环境。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如果能够合理增加绿化和遮阳空间，也可能帮助减少热环境带来的影响。

不过，目前并不是所有看起来合理的防暑措施，都已经拥有充分的科学证据。例如，设置公共降温中心虽然能够为居民提供避暑空间，但实际效果可能受到地点、交通、开放时间等多种因素影响。

如果降温中心距离居民住所太远，或者高温天气下缺乏便利的交通条件，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反而很难到达。因此，一个降温中心是否有效，并不能只看有没有场所，还要考虑它是不是足够方便，以及高风险人群是否真正能够使用。

除了高温之外，野火烟雾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健康风险。

野火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大量细颗粒物，尤其是PM2.5。这些颗粒非常微小，可以随着呼吸进入肺部深处，部分颗粒还可能进一步进入血液循环。长期或者高浓度暴露于PM2.5环境中，与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部分妊娠不良结局等问题存在关联。

气候变暖可能使一些地区出现更加炎热和干燥的天气，从而增加发生大规模野火的条件。当野火产生的烟雾随风扩散时，空气质量可能在短时间内明显恶化，即使距离火灾发生地较远的地区，也可能受到影响。

面对野火烟雾，及时获得空气质量预警非常重要。当空气中的细颗粒物浓度升高时，人们可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并根据实际空气质量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不过，与高温应急措施相比，目前关于野火烟雾预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住院和死亡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科学界已经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减少PM2.5暴露通常有利于降低健康风险，但具体的预警系统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实际健康收益，还需要更多长期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问题，很难依靠单一措施解决。高温预警、空调、遮阳、补水、改善工作环境以及空气污染预警等措施，各自针对不同的风险。

从实际效果来看，更重要的是建立完整的应对体系。危险天气出现之前，需要提前预测；出现风险之后，需要及时通知居民；发布预警之后，还必须能够真正采取行动，包括医疗机构做好应急准备、公共场所提供避暑空间，以及确保高风险人群能够获得必要的帮助。

与此同时，从长期角度来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是降低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重要方式。如果未来能够将全球升温控制在较低水平，就可以减少部分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雾带来的健康负担。

有研究估算，与全球升温达到3℃的情景相比，如果能够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左右，仅野火烟雾这一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可能明显减少。

当然，即使未来能够迅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也不会立即消失。因此，人类一方面需要继续减少排放，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可以关注当地天气和空气质量预警，尽量减少在极端高温时段进行剧烈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并特别关注老年人、儿童以及需要长期户外工作的人群。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未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判断气候变化是否会影响健康，而是找到哪些措施能够真正减少疾病、住院和死亡。

目前已有一些干预方式显示出积极效果，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面对的风险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还需要更多长期、大规模的研究来判断各种措施的实际效果。

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可能会持续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被动承受。通过更早的预警、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完善的医疗应急体系以及减少空气污染暴露，都有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

原文：https://www.livescience.com/planet-earth/climate-change/climate-change-will-harm-our-health-heres-what-could-protect-us

气候变化不只是天气变热，还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从新西兰惠灵顿到南极洲，从澳大利亚巴罗岛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这些地方的强风有着完全不同的成因。有的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的是山地和海峡造成的气流加速，还有一些则经常受到热带气旋或龙卷风影响。

01｜新西兰惠灵顿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经常被称为世界上风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位于南纬40至50度之间，正处于著名的“咆哮四十度”西风带。来自南太平洋的强劲西风经过狭窄的库克海峡后，受到地形影响进一步加速。

惠灵顿地面地区的年平均风速约为5.5至11.5英里/小时，而考考山气象站记录的平均风速达到27.3英里/小时。当地历史上最强阵风达到125英里/小时。持续不断的海风不仅塑造了惠灵顿独特的城市气候，也让当地成为风力发电的重要地区。

02｜南极洲

南极洲的强风主要来自特殊的地形和极寒气候。巨大的冰盖向海岸倾斜，冷而密度较大的空气会沿着冰面向下快速流动，从而形成强烈的下降风。

1912年，南极洲丹尼森角记录到168英里/小时的下降风速，这一数据至今仍是著名的世界纪录之一。南极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每日最大风速约为44英里/小时，强风天气甚至可能持续数周，并伴随严重的暴雪。

03｜澳大利亚巴罗岛

如果只看非龙卷风天气，澳大利亚西部的巴罗岛拥有极其惊人的风速纪录。

1996年热带气旋奥利维亚袭击当地时，一个无人气象站测得253英里/小时的风速。这一数据以3秒平均风速计算，并成为世界著名的极端风速纪录。

巴罗岛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澳大利亚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区域，同时也是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04｜美国华盛顿山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海拔约6000英尺，曾经长期保持世界最高地面风速纪录。

1934年，这里的气象站记录到231英里/小时的强阵风。虽然这一纪录后来被其他地区超过，但华盛顿山依然是美国最著名的强风地区之一。

这里年平均风速约为35英里/小时，山顶每年有超过100天可能出现75英里/小时以上的飓风级风速。山地地形以及大西洋低压和内陆高压之间的天气系统碰撞，共同造就了这里异常强劲的风。

05｜美国道奇城

美国堪萨斯州道奇城是美国著名的多风城市之一。虽然芝加哥拥有“风城”的称号，但如果单纯比较实际风速，道奇城的表现更加突出。

这里年平均风速约为15英里/小时。道奇城位于大平原地区，来自落基山脉的气流向东移动后，会在开阔地形中持续增强。虽然堪萨斯州也是美国著名的龙卷风活动区域，但当地长期的大风更多与地形和区域气流有关。

06｜阿塞拜疆巴库

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称号——“风之城”。从古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因为强劲的风而闻名。

每年大约从6月到次年4月，巴库的平均风速通常超过11英里/小时。当地的风主要来自里海以及周围陆地，冬季的冷空气可能带来明显的风寒，而夏季来自北方的风则有助于降低高温。

巴库周围缺少能够明显阻挡气流的地形，因此强风可以较为顺畅地进入城市。

07｜加拿大圣约翰斯

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首府圣约翰斯，也是北美著名的多风城市。

这里年平均风速超过13英里/小时，一年中接近50天会出现超过30英里/小时的阵风。除了风大，圣约翰斯还以多雾、多云、降雨和降雪天气闻名。

到了冬季，强风与低温叠加后会产生明显的风寒效应。不过，由于海洋的调节作用，当地整体气候相比加拿大许多内陆城市更加温和。

08｜苏格兰

苏格兰是欧洲著名的多风地区之一，尤其是西部和沿海地区。当地平均风速大约在10至18英里/小时之间，部分沿海地区每年约有25天会出现烈风天气。

这里的强风主要与北大西洋天气系统有关。冬季，大西洋上的低压系统更加活跃，强劲的西风也更加频繁。

稳定的风力资源让苏格兰成为欧洲风能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如今，当地大量风力发电设施已经成为苏格兰景观的一部分。

09｜南美洲巴塔哥尼亚

南美洲南端的巴塔哥尼亚同样是全球著名的强风地区。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和阿根廷里奥加耶戈斯都受到南半球强劲西风带影响。

蓬塔阿雷纳斯在极端天气下甚至会出现80英里/小时左右的强风。当地风力太强时，一些建筑之间会设置绳索，让行人可以抓住绳索保持平衡。

阿根廷里奥加耶戈斯的年平均风速约为15.7英里/小时，而且夏季通常更强。持续的风也会对当地气温产生影响，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保持在较低水平。

10｜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如果将龙卷风产生的极端风速也计算在内，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则出现过更加惊人的数字。

1999年，俄克拉荷马州布里奇克里克附近的一场龙卷风，通过多普勒雷达测得的风速约为300英里/小时，超过了此前1991年红岩地区记录的286英里/小时。

2013年，埃尔里诺附近再次出现大型龙卷风，宽度接近3英里，雷达测得的风速同样接近300英里/小时。不过，多普勒雷达获得的数据与地面气象站直接测量的风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世界气象组织并未将这类数据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官方地面风速纪录。

从新西兰的惠灵顿，到南极洲的冰原，再到美国大平原上的龙卷风走廊，世界各地的强风都有着不同的形成原因。海洋、山脉、海峡、气压差和极端天气系统，都可能让空气产生惊人的运动速度。

这些地方也提醒我们，“风最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平均风速可以反映一个地区长期的风况，而极端阵风则展现短时间内天气系统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强风，共同构成了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风之地”。

原文：https://www.treehugger.com/10-of-the-windiest-places-in-the-world-11889062

世界上风最大的10个地方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然而，新的研究综述指出，这条看似合理的“上坡路”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当昆虫不断向高海拔地区移动时，它们除了要面对更低的温度，还必须适应空气密度下降、气压降低以及氧气供应减少等一系列环境变化。这些因素可能对昆虫的呼吸、运动、飞行和生长产生影响，从而限制它们继续向山顶迁移的能力。

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向更高海拔寻找凉爽环境”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昆虫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办法。

这项研究综述发表在英国生态学会旗下期刊《功能生态学》上。研究人员来自美国蒙大拿大学，他们通过梳理此前有关昆虫高海拔生理适应性的研究，重点分析了低氧和低气压究竟会给不同类型的昆虫带来哪些影响。

长期以来，生态学家已经发现，很多物种正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调整自己的地理分布。一些生活在低海拔或温暖地区的动物，可能逐渐向更高纬度地区或者更高海拔地区移动。

其中，山地环境尤其受到关注。

由于海拔升高通常伴随着温度降低，一些物种理论上可以通过向山上移动来追踪自己熟悉的温度条件。如果一个物种原本生活在较低海拔区域，而当地气温不断升高，那么向更高的山坡迁移，就可能帮助它们暂时避开过高的温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山坡似乎为动物提供了一条天然的“逃生通道”。

但问题在于，温度并不是海拔变化带来的唯一因素。

随着高度增加，大气压力会逐渐降低，空气也会变得更加稀薄。空气中氧气的比例虽然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整体气压下降，单位体积空气中能够获得的氧气分子数量会减少。

对于需要快速消耗能量的昆虫来说，这种变化可能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发现，昆虫并不像人类一样依靠肺部进行呼吸。它们主要通过身体表面的气门以及遍布体内的气管系统，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

这种呼吸方式在低海拔环境中非常有效，但当空气越来越稀薄时，氧气输送可能受到限制。

尤其对于那些需要大量能量的昆虫来说，问题可能更加明显。

飞行昆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

昆虫飞行本身就是一种能量消耗非常高的运动。蝴蝶、蜜蜂、飞蛾、蜻蜓等昆虫在空中飞行时，需要不断通过翅膀产生足够的升力，以抵抗自身重量并保持身体稳定。

而在高海拔地区，空气密度降低，会让昆虫产生升力变得更加困难。

换句话说，同样的一只昆虫，在海平面附近飞行时可能只需要一定程度的能量就能维持飞行，但当它来到更高的海拔，稀薄的空气可能意味着它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相同的飞行效果。

与此同时，飞行肌肉本身又需要大量氧气。

昆虫飞行时，胸部肌肉会高速收缩，这个过程需要持续消耗能量，而能量产生又依赖氧气供应。当空气中的氧气有效分压降低后，昆虫的呼吸系统可能难以及时满足飞行肌肉的需求。

因此，高海拔地区对飞行昆虫来说可能形成双重压力。

一方面，空气变稀薄以后，产生升力需要更多飞行努力；另一方面，空气中的氧气供应又减少，使昆虫的身体难以快速获得足够的氧气。

这两个因素叠加之后，就可能使昆虫的飞行能力受到明显限制。

对于那些依赖飞行寻找食物、寻找配偶或者躲避天敌的昆虫来说，这种变化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

研究人员同时指出，昆虫面临的困难并不只存在于成虫阶段。

一些昆虫在幼虫阶段同样具有很高的能量需求。

例如，毛毛虫在快速生长时期会持续摄取大量食物，并进行旺盛的新陈代谢。虽然它们不像成虫那样需要飞行，但生长、运动和觅食同样需要能量，而能量产生也离不开氧气。

当环境中的氧气供应降低时，这些活跃生长的幼虫可能也会受到限制。

这意味着，昆虫能否成功向高海拔地区扩张，并不能只看成虫是否能够在那里飞行，还需要考虑幼虫能不能正常生长、发育以及完成生命周期。

如果成年昆虫能够到达更高的山坡，却无法让幼虫顺利成长，那么这种迁移实际上也很难形成稳定的种群扩张。

对于一些拥有水生幼虫阶段的昆虫而言，高海拔环境的挑战可能更加复杂。

蜻蜓就是典型例子。

很多蜻蜓在成虫阶段能够飞行，但它们的幼虫生活在水中。水中的氧气含量本身就远低于空气，而且水温、流速和水体环境都会影响氧气供应。

当这些昆虫生活在高海拔地区时，水体中的氧气条件可能进一步成为限制因素。

因此，蜻蜓等昆虫需要同时面对成虫飞行阶段以及幼虫水生阶段的环境压力。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无法正常完成，就可能影响整个生命周期。

研究人员还注意到，高海拔环境中的水分条件同样值得关注。

空气越稀薄，并不意味着昆虫只需要面对氧气问题。高海拔地区可能存在更高的水分流失风险，而昆虫体型较小，身体表面积与体积之间的比例较高，因此很容易受到脱水影响。

对于很多昆虫来说，保持体内水分平衡非常重要。

如果环境导致水分散失速度加快，昆虫就需要通过行为或者生理机制来减少失水。一旦失水超过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正常活动、进食、生长和繁殖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低氧、低气压以及水分流失可能共同构成高海拔环境对昆虫的多重限制。

蒙大拿大学的阿特·伍兹教授表示，研究结果说明，高海拔地区的低氧和低气压可能会对昆虫的生理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昆虫向更高海拔迁移的过程可能比过去想象得更加困难。

在气候变化研究中，人们经常把向更高海拔迁移视为动物躲避升温的一种“逃生阀”。

如果低海拔地区越来越热，动物可以向山上移动，从而继续生活在自己能够适应的温度范围内。

但伍兹教授认为，这种思路可能过于简单。

因为山坡并不是一条没有障碍的通道。

动物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不仅是在寻找更低的温度，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气更加稀薄、气压更低、氧气供应减少的环境。

对于体型较大的动物而言，低氧可能是一个明显的环境压力；而对于昆虫来说，由于它们的身体结构和呼吸方式与脊椎动物完全不同，这种影响可能具有更加特殊的表现。

过去，人们有时会认为昆虫的呼吸系统非常适合应对低氧环境。

这是因为昆虫不像人类那样依靠一对肺部，而是通过遍布身体的气门和气管直接输送氧气。表面上看，这种结构似乎可以让氧气更加容易进入身体内部。

但研究综述显示，真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伍兹教授指出，人类在一些中等海拔地区生活时，通常只会感觉到轻微的不适，因此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觉：如果人类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那么体型更小的昆虫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然而，多项实验结果却说明，情况恰恰值得进一步关注。

对于处于活跃状态的昆虫，尤其是正在快速成长的幼虫以及需要持续飞行的成虫，它们对氧气的需求可能非常高。

当海拔升高之后，即便氧气浓度下降的幅度看起来并不惊人，昆虫自身的呼吸系统也可能已经开始难以快速满足身体组织的氧气需求。

这意味着，昆虫对于高海拔环境的耐受能力可能比过去想象得更加有限。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限制对于理解未来昆虫分布变化非常重要。

全球变暖正在推动很多物种重新调整自己的地理范围，而昆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

昆虫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几乎遍布地球上的各种生态环境。它们不仅是食物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授粉、分解有机物以及参与养分循环等多种生态功能。

其中，授粉尤其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

蜜蜂、蝴蝶、蛾类以及许多其他昆虫会在采集花蜜和花粉的过程中帮助植物完成授粉。

如果气候变化使这些昆虫不断向更高海拔移动，而高海拔环境又限制了它们的飞行和繁殖能力，就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昆虫能够移动的速度，也许赶不上适宜气候区域发生变化的速度。

一旦昆虫无法继续向上迁移，或者只能迁移到某一个高度就无法再继续向上，那么它们原来的栖息地在气候变暖之后可能逐渐变得不适合生存。

对于已经生活在山地高海拔地区的昆虫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因为它们能够向上的空间本来就有限。

生活在山脚附近的昆虫可能还有很长一段山坡可以移动，但已经处于高山区域的物种，如果继续升温，可能没有足够的土地让它们继续向上寻找凉爽环境。

当昆虫到达山顶之后，它们就可能面临所谓的“山顶困境”。

也就是说，温度仍然在继续升高，但已经没有更高的地方可以迁移。

如果与此同时，低氧、低气压和水分流失又限制了昆虫向更高海拔移动的能力，那么气候变化对这些物种的压力就可能进一步加剧。

这种情况不仅关系到昆虫本身，也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

例如，一些植物可能依赖特定昆虫完成授粉。如果昆虫数量减少或者活动范围发生变化，植物的繁殖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

对于农业来说，这种变化同样值得重视。

一些农作物依赖昆虫完成授粉，如果负责授粉的昆虫无法适应气候变化，或者它们的分布范围与农作物开花时间、开花区域出现错位，就可能影响作物产量。

当然，目前这项研究并不能直接证明高海拔缺氧已经导致某种昆虫数量下降，也不能预测未来某一种授粉昆虫一定会消失。

研究主要做的是对已有生理学证据进行梳理，并指出低氧、低气压等因素可能成为限制昆虫向高海拔扩散的重要因素。

这也意味着，未来还需要更多实地研究来验证实验室中的生理结果究竟会怎样影响自然环境中的昆虫种群。

因为昆虫在真实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并不只取决于氧气。

温度、食物、水分、天敌、植物分布、繁殖机会以及不同季节的天气变化，都可能同时影响一个物种能否在某个地方建立稳定种群。

一个昆虫即使能够承受低氧，也不一定意味着它能够在高海拔地区长期生存。

例如，如果它依赖的植物只生长在较低海拔，那么昆虫即使能够飞到更高的地方，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无法建立种群。

同样，如果它的幼虫必须依赖特定水体或者植物，那么这些资源的分布也可能成为限制因素。

因此，研究人员强调，需要对高海拔地区的昆虫开展更加有针对性的研究。

过去关于气候变化和物种迁移的研究，往往更加关注温度本身。

科学家会计算一个物种适宜的温度范围，然后预测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它需要向北方或者向更高海拔移动多少。

这种方法有一定价值，但它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动物进入新的环境之后，还必须面对当地其他环境条件。

对于昆虫来说，氧气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被低估的因素。

如果只根据温度计算昆虫未来可以移动到哪里，那么预测结果可能会过于乐观。

真正的生态位不仅包括温度，还包括氧气、气压、水分、食物以及繁殖条件。

只有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昆虫未来可能出现在哪里。

伍兹教授表示，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提醒科学界不要把“向上迁移”简单视为所有山地动物应对变暖的万能办法。

从理论上看，升高海拔可以带来更低的温度，但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生理挑战。

这些挑战对于不同昆虫的影响并不相同。

有些昆虫可能拥有更强的低氧耐受能力，可以继续向高处扩张；有些昆虫则可能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就受到限制。

因此，未来昆虫的分布变化很可能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昆虫的活跃生命阶段，因为这些阶段往往需要更多能量。

一只休眠或者活动很少的昆虫，可能能够承受短时间的低氧环境，但如果它正在飞行、觅食、生长或者繁殖，对氧气的需求就会明显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飞行成虫和快速生长的幼虫成为研究重点。

对于飞行昆虫而言，氧气与飞行能量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对于幼虫来说，氧气则关系到生长和代谢。

如果高海拔地区同时降低氧气供应，又增加昆虫维持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那么这种双重压力可能使昆虫更加难以适应。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生理层面的限制值得被纳入未来气候变化模型。

如果未来的气候预测只考虑温度，而没有考虑氧气和气压，那么对于昆虫分布范围的预测可能无法完整反映现实情况。

尤其是在山地环境中，海拔变化会同时带来温度和大气条件的变化。

这两个因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在评估昆虫能否随着气候变暖不断向高处迁移时，必须同时考虑它们。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也具有一定启示。

如果某些昆虫确实受到高海拔低氧条件的限制，那么保护它们就不能只依赖建立山地保护区。

保护区当然能够减少栖息地破坏，但如果气候变化继续推动适宜环境向更高地区移动，而昆虫又无法跟随，那么仅仅保护现有栖息地可能还不够。

未来可能需要更加精细地了解不同昆虫的生理耐受范围、迁移能力以及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需求。

只有知道它们真正受到什么限制，保护措施才能更加有针对性。

与此同时，也需要关注昆虫与植物之间的关系。

对于授粉昆虫而言，它们能否移动到更高海拔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需要看它们依赖的植物是否能够同步移动。

如果植物向高海拔扩张的速度与昆虫不同，就可能出现生态关系错位。

某些植物可能已经进入适宜区域，但负责授粉的昆虫却没有跟上；也可能昆虫已经移动到新的区域，却找不到能够提供食物和繁殖条件的植物。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一旦受到破坏，就可能产生连锁影响。

因此，未来研究不能只关注单个昆虫物种，而应该进一步观察昆虫、植物以及整个山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

目前，研究人员仍然需要更多数据来判断低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不同昆虫的海拔迁移。

不同昆虫的呼吸系统结构、体型、活动方式和代谢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所有昆虫。

一些昆虫可能对低氧非常敏感，而另一些昆虫可能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甚至同一种昆虫在幼虫和成虫阶段，对氧气的需求也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未来的实验需要更加细致地研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科学家还需要开展更多野外实验。

实验室条件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控制温度、氧气和气压等变量，从而分析某一个因素对昆虫的具体影响，但自然环境更加复杂。

一只昆虫在山坡上飞行时，不仅要面对氧气下降，还可能遭遇风速变化、温度波动、降水、植物资源变化以及天敌压力。

只有把实验室研究与野外长期观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了解气候变化下昆虫会发生什么。

这项研究也让人重新认识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对于动物来说，“更凉快”并不意味着一定“更适合生存”。

全球变暖推动物种向高纬度或者高海拔迁移，是一种常见的生态现象，但迁移本身需要付出生理成本。

山顶虽然温度更低，却可能空气更稀薄；更高的地方虽然能够暂时避开热浪，却可能缺少食物和繁殖资源。

对于昆虫而言，这些因素还要加上低氧对飞行和代谢的影响。

因此，未来气候变化下的物种迁移，可能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追逐凉爽”。

它更像是一场复杂的环境适应过程。

昆虫能否成功迁移，不仅取决于它们能不能找到温度合适的地方，还取决于那里是否拥有足够的氧气、食物、水分以及完成整个生命周期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关键条件成为瓶颈，迁移就可能在半途中停止。

这也是此次研究综述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研究人员并不是认为昆虫无法适应气候变暖，也不是认为所有昆虫都会受到高海拔低氧的严重影响，而是指出了一个过去可能被低估的限制因素。

当我们讨论“动物可以向山上迁移以逃避变暖”时，需要进一步问一句：它们真的能够一直向上走吗？

对于部分昆虫来说，答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随着全球气候继续变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突出。

昆虫数量庞大，而且与植物、鸟类、哺乳动物以及人类农业生产存在密切联系。它们一旦无法跟随气候变化调整分布范围，影响可能并不会局限在昆虫自身。

授粉减少可能影响植物繁殖和农作物生产，有机物分解过程变化可能影响土壤养分循环，而昆虫作为许多动物的食物，其数量变化还可能进一步影响食物链。

因此，了解昆虫能否适应高海拔环境，并不仅仅是研究昆虫本身的问题。

它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下能否保持稳定。

这项研究最终呼吁，未来应该针对不同高海拔昆虫开展更加深入的生理学和生态学研究，尤其需要关注低氧、低气压以及水分流失等因素如何共同影响昆虫的生存和迁移。

只有更加准确地了解这些限制条件，科学家才能判断哪些物种能够跟随气候变化继续向高处移动，哪些物种可能会被困在原来的栖息地，哪些物种又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

对于人类而言，昆虫可能很小，但它们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却一点也不小。

当气候变化改变的不只是温度，而是连动物能够呼吸、飞行和繁殖的基本环境条件时，我们面对的就已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天气变暖”问题。

高山可能会越来越凉，但空气也会越来越稀薄。

对于一些昆虫来说，这条看似能够帮助它们逃离高温的上坡路，或许本身就是一道新的生存考验。

而这也提醒我们，在预测未来生态系统变化时，不能只看温度计上的数字，还需要考虑那些隐藏在空气、土壤、水分和生理机制中的变化。

因为对于许多微小的生命而言，决定它们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往往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环境条件。

原文：https://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1141557

昆虫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这项研究明确了气候问题中的关键环节：谁应对食品系统对环境的影响负责，以及不同群体需要减少多少排放以实现气候目标。研究结果表明，要满足《巴黎协定》中设定的2°C升温上限，数十亿人需要大幅降低与食品相关的排放；然而，这一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却极为不平衡。该研究未评估所提议的减排是否仍能保障足够营养，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

研究人员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们通过绘制112个收入群体的与食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图，探讨不同收入群体的排放情况，这些国家几乎覆盖全球90%的人口。 分析揭示了食品体系在令人担忧的方面反映了全球财富不平等。

具体方法上，研究人员结合了食品消费模式的数据与排放估算，以计算各收入水平国家的饮食碳足迹。他们使用了2011年至2013年的粮食平衡数据，从而计算出每个收入群体为了保持气候目标所需的减排量。

不平等的规模令人震惊：赞比亚最贫困的10%人口每年只产生74公斤二氧化碳当量，而中非共和国最富裕的10%则产生6629公斤，差距几乎达到90倍。

尽管可持续能源是减少温室气体的重要手段，但科学家指出，我们的碳足迹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所食用的食物影响。研究表明，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在于那些高排放的群体。全球食品排放量最高的15%占据了所有食品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30%，这一比例与底层50%人口产生的情况相同。这种集中现象意味着相对较少的人承担了食品系统对气候的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还计算了要将食品相关温室气体控制在气候限值内所需的具体排放上限。根据他们2012年的设想，个人食品摄入量必须控制在每年1170公斤二氧化碳当量以下，以达到2°C的目标。然而，到2012年，全球44%的人口（约27亿人）已超出这一限制。

预计到2050年，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粮食排放预算将减少至每年仅510公斤二氧化碳当量。按照当前消费模式，91%的全球人口将超过这一更严格的限制。

不平等存在于多个层面。各国间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较富裕的国家通常食品排放较高，但国家内部也存在显著差距，富裕居民的高排放食品摄入远超邻近贫困人群。

尽管研究利用基尼指数评估这种不平等，发现国家间的差距与国内差异大致相当，但未能探讨拟议的排放限值是否足以满足基本营养需求。此外，研究也忽略了自给农业、家庭花园及野生食物，可能低估了全球最贫困人口的可及性和排放量。

研究结果强调，食品系统中的有效气候行动不能依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高排放国家需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而气候政策必须确保低收入人群在系统变革中不被推向营养不足的境地。

本文译自：studyfinds .由olaola编辑发布

全球只有少数人群负责大部分食品相关的排放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2025年的北极报告显示，这片地球最北的区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其速度和影响远超过20年前科学家们的预期。自第一份北极报告发布以来，气候和环境条件已发生巨大改变：降雪季节缩短、海冰变薄并提前融化，野火季节加剧，非北极海洋物种向北迁移，海洋热量的增加正在重塑整个生态系统。同时，永久冻土融化释放铁和其他矿物质进入河流，威胁饮用水安全。极端风暴频率增加，也对当地社区构成重大风险。在过去一年（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北极气温创下125年记录，包括最温暖的秋季、冬季和夏季。总体来看，北极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第20届北极报告卡由来自北极各地的科学家和原住民合作伙伴共同编制，追踪空气和海洋温度、海冰、积雪、冰川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并评估这些变化对社区的影响。综合数据显示，北极正经历一场迅速且互相关联的环境转变，对当地居民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北极变暖加剧了水循环，温暖大气增加了雪和冰的蒸发、降水与融水，导致更多暴雨和暴雪，改变河流流量并重塑生态系统。2025年水年，北极降水量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如大气河流，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北极，进一步加剧极端降水。

尽管2025年冬季寒冷，积雪量略高于平均水平，但春季融化迅速，使6月积雪覆盖面积仅为1960年代的一半。积雪减少意味着北极表面反光能力下降，土地吸收更多太阳能，从而进一步加速变暖。海冰状况同样令人担忧：最大海冰覆盖率创47年卫星记录新低，夏季最古老、最厚的冰层减少95%以上。较薄的海冰更易受风和洋流影响，加速融化并增加变异性，为当地生活和工作带来新的风险。格陵兰冰盖和北极冰川持续质量流失，全球海平面上升压力加剧。冰川湖溃洪、山体滑坡等极端事件在阿拉斯加和北极沿岸地区频繁发生，造成严重洪涝和基础设施破坏。

北冰洋表层水温持续升高，一些区域比1991-2020年平均值高出约7摄氏度。暖海水为极端风暴提供能量，增加飓风级别风暴的发生频率。海水变暖也推动北方和南方物种向北迁移，重塑浮游植物和海洋食物网结构。陆地苔原植被生产力也受到影响，2025年达到26年历史的第三高水平，显示生长季节延长和气温升高的趋势，但野火和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褐变现象同样在增加。

随着永久冻土融化，铁和其他矿物质释放到河流中，使河水呈现橙色，增加水体酸度和有毒金属含量，威胁鱼类栖息地及饮用水安全。在阿拉斯加科布克谷，部分河流因酸度升高，鱼类几乎绝迹。北极的快速变化凸显了监测系统的重要性。尽管部分政府观测网络资金有限，土著社区主动建设和运营观测网络，与科学家合作追踪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健康和污染状况，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宝贵视角。

北极正在经历创纪录的变暖、海冰融化、极端降水和生态重塑，这些变化不仅威胁当地社区和生态系统，也对全球环境产生潜在影响。未来20年，北极的转变将持续，对全球气候和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译自：theconversation .由olaola编辑发布

2025北极报告：冰川融化，河水染色，变化超预期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这位奥地利克洛斯特诺伊堡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气候学家近年来对这些大气现象的研究兴趣显著增加。随着全球气温升高，风暴变得愈发猛烈，降雨量有时超过预期的两到三倍。2025年3月，阿根廷巴伊亚布兰卡在不到12小时内降下了近半年的平均降雨，引发致命洪水。

大气科学家长期使用计算机模拟研究空气和水分的流动模式，以预测风暴形成。然而，现有模型尚未完全解释这些超强降雨的出现。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理论认为，温暖空气能容纳更多水分，每升温一摄氏度，湿度增加约7%。但实际观测表明，暴雨的强度远远超过这个理论预期。尤其是在湿土或高温湿浪条件下，风暴更容易导致严重洪涝。

穆勒的研究显示，云的形成和聚集模式对理解这些极端天气至关重要。她十多年前开始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气候模型长期忽略的小尺度过程，这些过程影响云的生成、聚集和寿命，从而可能放大暴雨并加剧风暴。穆勒形象地说，云有“内在生命”，这能延长其存在时间并增强其破坏力。

不过，要说服其他科学家并不容易。多数全球气候模型简化了地球，将其视作光滑的球体，只保留基本物理特性，而忽略了真实世界中云层的复杂行为。如今，更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模型开始允许科学家在行星尺度上观察云的形成和风暴演化，为极端降雨的预测提供了更真实的画面。

云都源于湿润空气的上升运动。山脉、冷锋或地表加热都可推动空气上升，使水汽凝结形成云，同时释放潜热推动风暴发展。但云层仍是气候模型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大部分模型无法捕捉上升气流的细节，也难以描述云层的旋转和微观物理过程。

为了研究这些过程，穆勒和同事们建立了简化的地球气候模拟，能够模拟对流。每个模型像浅盒子，宽数百公里，深数十公里，通过调整大气条件，他们观察云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模拟显示，即便没有山脉、风或地球自转，云也会自发聚集成大片区域，形成风暴。

穆勒2012年发现了关键机制之一——辐射冷却。地表热量向太空辐射，使云稀少区域空气降温，促使空气向云区流动，形成更多云。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过程加快了热带风暴的形成。穆勒指出，要理解云的行为，不仅要看单个云，还要关注邻近云团的互动。

此外，云层边缘的湍流混合也对云的演化和雷暴发展有显著影响。埃尔南德斯·德克斯形象地比喻：“云就像花椰菜，内部有巨大气泡和湍流。”这些小尺度的动力过程，使云在潮湿区域更易聚集，并形成更强降雨。

云的内部物理过程同样关键。水分和温度决定降雨量：湿润空气中凝结的雨滴蒸发较少，暖空气中雨滴更多降下而非变为雪，从而产生更强降雨。穆勒团队发现，云层聚集可使短时强降雨增加30%至70%，远高于传统理论预测。

科学家们正尝试通过高分辨率的全球风暴解析模型，将云层、雷暴和气旋的微观结构纳入模拟，从而更准确预测未来极端降雨。初步模拟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热带云层可能更易聚集，风暴体积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单日降雨量远超理论值。

然而，这些研究仍依赖有限模型和观测数据。科学家需要更多卫星和实地观测，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以填补数据空白，从而提升洪水和暴雨的预测能力。未来，随着更多卫星发射和科研数据积累，云层聚集及其对极端降雨的影响将会被逐步揭示，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译自：knowablemagazine  .由olaola编辑发布

当云朵汇聚的那一刻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冰川地震是一种只发生在极寒地区的特殊地震现象。科学家在二十多年前首次于北半球发现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冰川末端，当巨大的冰块坠入海洋时触发。

相比之下，南极地区长期以来仅记录到极少数相关案例，因此这一现象一直被认为在南极并不常见。

然而，一项即将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最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人员分析了2010年至2023年的地震数据，发现南极洲实际上发生过数百次冰川地震，其中大多数集中在思韦茨冰川的海洋末端。思韦茨冰川也被称为“末日冰川”，一旦发生大规模崩塌，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引发显著的全球海平面上升。

冰川地震是如何产生的

当体型高大、形状狭长的冰山从冰川前缘断裂并坠入海洋时，它们往往会在翻覆过程中猛烈撞击原本的冰川主体。这种剧烈的碰撞会产生强烈的机械振动，形成地震波，并能够向外传播数千公里。

与普通地震不同，冰川地震几乎不产生高频地震波。而高频信号恰恰是传统地震监测系统用来识别地震、火山活动或核爆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尽管这些事件已经发生多年，它们直到近年才逐渐被科学界识别出来。

从格陵兰到南极

此前，人类对冰川地震的认识主要来自格陵兰岛。作为北半球最大的冰盖，格陵兰冰川末端附近已记录到大量冰川地震，其规模甚至可与某些地下核试验相当，因此能够被全球地震监测网络稳定捕捉。

这些事件通常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在夏末发生得更为频繁，而且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这一趋势被认为与极地地区加速变暖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南极的情况一直难以确认。尽管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冰盖，但长期以来，直接由冰山倾覆引发的冰川地震证据始终稀少。

被忽视的地震信号

过去对南极冰川地震的研究多依赖全球地震监测网络。然而，如果南极冰川地震的规模明显小于格陵兰事件，这些信号很可能会被“淹没”，无法被全球系统有效识别。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改用南极本地部署的地震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360多起冰川地震事件，其中绝大多数此前从未出现在任何地震目录中。

这些地震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思韦茨冰川和松岛冰川附近，而这两处正是当前南极对全球海平面上升贡献最大的冰川系统。

“末日冰川”的异常活动

在所有探测到的事件中，大约三分之二发生在思韦茨冰川的海洋端附近。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事件很可能与冰山翻覆直接相关。

与格陵兰不同，推动这些地震的主要因素似乎并非空气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期间，思韦茨冰川地震最为频繁，而这一时期正好与冰舌向海洋加速流动的阶段重合，这一加速现象已被卫星观测证实。

研究人员推测，造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可能来自海洋环境，而这些影响机制目前仍未被充分理解。这表明，海洋状态可能在短时间内显著影响冰川在入海端的稳定性，从而影响未来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仍待解开的谜团

第二个地震集中区位于松岛冰川附近。但这些事件发生的位置距离海岸线约60至80公里，难以用冰山翻覆来解释，其成因目前仍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思韦茨冰川附近发现大量与冰川崩解相关的地震信号，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测窗口。这有助于评估冰、海洋与岩石基底相互作用下，冰川前缘是否存在潜在的不稳定状态。

对这些过程的深入理解，或许将成为减少未来数百年全球海平面上升预测不确定性的关键一步。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 .由olaola编辑发布

科学家在南极末日冰川附近发现频繁地震现象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许多人把大自然视为放松与康复的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并非所有人都对自然抱持积极情绪。部分群体在面对自然环境、植物或动物时，会感到紧张、不适甚至排斥，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恐惧症”。近期，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一项新研究系统梳理了这一趋势，并揭示生物恐惧症可能比过去预想的更为普遍。

研究主要作者约翰·谢尔伯格·延森指出，传统观点一直认为人类天生偏好自然，拥有“亲自然倾向”。然而这次的研究聚焦于相反的情绪，旨在了解负面关系如何产生、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有没有可能逆转。他们在最新一期的《生态与环境前沿》杂志中发表了这项系统性综述，总结了近 200 篇来自多个学科的科学文献，涵盖瑞典、日本、美国等多国的数据，从而呈现出生物恐惧症的整体图景。

研究显示，人们对自然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既与外在环境有关，也与个人心理和健康状况有关。例如，缺乏亲近自然的机会、媒体对自然风险的描述，以及城市生活带来的距离感，都会影响人们对自然的感受。与此同时，情绪特质和身体状况也会决定一个人对自然是否感到安全或愉快。

研究团队注意到，人们与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界本身的关系正在逐渐恶化。延森指出，当接触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对自然的了解也随之减少，二者形成一种互相强化的负面循环，进一步加深对自然的疏离感。尤其在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许多孩子从小就缺少与自然互动的经历，再加上父母的担忧或过度保护，会让孩子更容易产生恐惧或危险感。

延森强调，如果对自然抱持负面情绪，人们可能会错过接触自然带来的健康益处，例如降低压力、增强认知能力以及对儿童的学习表现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生物恐惧症还可能影响社会整体对自然保护的态度，使得人们对那些本无害甚至有益物种产生排斥，从而削弱支持生态保护的意愿。

研究团队希望，通过这一系统总结，能让学界更清楚地认识生物恐惧症的范围和严肃性。他们认为，要扭转趋势，必须从增加人们接触自然的机会开始，包括扩大城市绿地、提升城市生态系统以及创造让儿童更早体验自然的环境。延森表示，生物恐惧症的成因复杂，因此需要多种策略共同作用。有时需要增加教育与体验，有时则要减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点。只有更深入理解这些负面情绪背后的机制，才可能在人与自然之间恢复更健康的关系。

本文译自：phys  .由olaola编辑发布

新发现质疑人类天生爱自然的说法，或需重新审视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一项新研究发现，社区空气污染水平上升可能削弱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分析显示，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即便规律锻炼，人们获得的保护效果也会明显降低。

长期规律运动的人通常整体死亡风险较低。然而，根据发表在《BMC Medicine》期刊的研究，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的个体，其运动带来的保护效果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尤其在防护癌症和心脏病方面最为显著。研究人员指出，即使在污染较严重地区，体育活动仍然对健康有益，但改善空气质量可以让锻炼效果最大化。

伦敦大学学院（UCL）心理学与流行病学教授安德鲁·斯特普托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有毒空气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运动的益处，但并不能完全抵消它们。”他补充道，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细颗粒物污染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斯特普托团队分析了来自英国、丹麦、美国、台湾和中国的超过150万名成年人数据，这些受试者的健康情况被追踪了超过10年。研究主要关注细颗粒物（PM2.5）污染，这些微小颗粒主要来源于燃烧煤炭、化石燃料、车辆排放和废弃物燃烧，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对心脏和肺部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每周进行至少2.5小时中等或高强度运动的人，在追踪期间死亡的几率比运动较少的人低30%。但如果生活在空气污染水平超过每立方米25微克（μg/m³）的地区，高活跃群体的风险降低幅度仅剩12%至15%。当污染水平超过35微克/立方米时，运动带来的保护效果进一步下降，而全球约有36%的人口生活在这一污染水平以上。

空气污染不仅与呼吸和心脏疾病相关，还可能增加神经系统疾病风险，例如帕金森病和痴呆。研究作者之一、UCL医药与社会统计学教授保拉·扎尼诺托指出：“我们不希望人们因为空气污染而减少户外运动。”她建议，关注空气质量、选择空气较清洁的路线或在污染严重的日子适当降低运动强度，都可以帮助人们最大化运动的健康益处。

尽管研究主要在富裕国家进行，这意味着结果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空气污染更严重的低收入地区，研究人员也未能考虑室内空气质量或饮食习惯对结果的潜在影响。但即便控制了收入、教育、吸烟及健康状况等因素，结论仍然成立。

总体而言，研究强调了全球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性。斯特普托表示：“清洁空气与规律体育活动对健康老龄化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呼吁加大努力，降低有害污染水平。”

本文译自：euronews .由olaola编辑发布

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可能抵消运动的健康益处最先出现在咕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