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活在西非地区的豹类数量本就十分稀少，而它们栖息的贝宁彭贾里国家公园不仅面积广阔，地形复杂，还位于近年来安全形势较为严峻的地区，野外调查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

不过，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六年里，彭贾里国家公园内西非豹的种群密度出现了明显增长，说明持续开展的生态保护工作已经开始取得积极成效，也为这一濒危大型猫科动物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年来西非豹保护工作中难得的积极信号，也说明只要持续开展科学保护，即使面对复杂环境，濒危物种依然有恢复的可能。

西非豹数量持续减少，已成为最濒危豹类种群之一

西非豹属于非洲豹的重要地理种群之一，由于长期与其他非洲豹种群相互隔离，其遗传特征和生态分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西非豹数量持续下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将这一种群列入濒危保护名单。数据显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西非豹数量减少了约一半，目前整个西非地区估计仅剩约350只左右，属于数量极其有限的大型猫科动物。

目前，西非豹主要分布在贝宁、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彭贾里国家公园被认为是这一种群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研究人员指出，随着西非人口快速增长，人类活动不断扩张，大量森林和草原被开发利用，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缩小并逐渐破碎化，导致原本数量不多的豹种群被分割成多个彼此隔离的小种群，进一步增加了灭绝风险。

与此同时，当地普遍存在的非法狩猎也使豹类赖以生存的羚羊、野猪等猎物数量不断减少，食物短缺进一步影响了西非豹的生存。

除此之外，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同样是一大威胁。

豹皮、犬齿、骨骼等身体部位长期受到非法市场追捧，部分地区还存在使用豹皮制作传统饰品或护身符的现象，使得西非豹持续遭到盗猎，生存压力不断增加。

彭贾里国家公园，是西非野生动物最后的重要避难所之一

彭贾里国家公园位于著名的W-Arly-Pendjari（简称WAP）生态保护区内。

这一跨国保护区横跨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由多个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缓冲区共同组成，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是西非面积最大的连续生态保护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不仅生活着西非豹，还栖息着大量濒危野生动物，包括西非狮、森林象、西北非猎豹等多个极度濒危物种，因此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然而，近年来这一地区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受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影响，一些武装组织不断向该区域活动，给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保障保护区正常运行，当地持续加强巡护力量建设，建立反盗猎巡逻体系，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巡护、空中监测和生态恢复等工作。

与此同时，保护团队还不断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改善水源条件，提高猎物种群数量，并积极推动社区参与保护，让周边居民能够共享生态保护带来的经济收益，从而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正是长期坚持这些综合保护措施，才使西非豹数量开始逐渐恢复。

连续六年监测，豹种群密度出现增长

为了更加准确了解西非豹的生存状况，研究团队自2017年开始，在彭贾里国家公园建立长期监测项目。

这是西非地区首次针对豹类开展长期系统性的红外相机监测调查。

研究人员每隔两年便对公园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并持续收集豹类活动数据，希望了解种群数量变化趋势。

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人员曾担心，由于近年来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加之人类活动增加，豹数量可能会持续下降。

特别是2022年以来，部分区域因安全原因已经无法正常开展调查，这使研究人员一度对监测结果并不乐观。

但最终结果却出乎意料。

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2023年，彭贾里国家公园西非豹密度由每100平方公里约0.62只，上升至约2.08只。

虽然这一密度与非洲南部许多豹类分布区相比仍然较低，但对于数量极其稀少的西非豹来说，已经属于十分积极的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这种濒危大型食肉动物而言，即使只是出现小幅增长，也意味着整个种群正在逐步恢复，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此外，调查还显示，成年豹的生存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目前种群整体状况趋于稳定。

不过，研究过程中并未记录到幼豹活动，这意味着繁殖情况仍需进一步观察，也是未来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安全形势仍是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

尽管监测结果令人鼓舞，但研究人员认为，当前最大的困难依然来自复杂的安全环境。

近年来，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边境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一些武装组织不断向保护区周边活动，对巡护人员和科研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较大威胁。

这不仅增加了野外调查难度，也影响了日常巡护、反盗猎以及生态恢复工作的开展。

例如，在2021年的调查中，研究团队曾布设81台红外相机，而到了2023年，由于部分区域无法进入，最终仅布设了50台设备，调查范围也缩小至此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部分豹类栖息条件最好的区域，因为安全原因始终无法开展监测。

此外，在野外调查期间，科研人员也难以像过去一样定期进入保护区更换电池、维护设备或回收数据，这给长期监测带来了不少困难。

为了减少人为进入次数，研究团队专门采用了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的野外监测设备，使其能够在恶劣环境下持续运行较长时间。

同时，当地还培训了100多名巡护人员掌握红外相机布设和数据采集技术，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

除了红外相机之外，研究团队还开始尝试利用环境DNA（eDNA）技术，通过采集豹毛发、粪便等样本分析其活动情况，希望进一步提高监测精度。

增加猎物数量，也是恢复豹种群的重要一步

大型食肉动物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物资源是否充足。

因此，在加强反盗猎工作的同时，保护团队近年来还启动了恢复大型食草动物种群的计划。

包括赤羚、水羚、科里格姆羚以及科布羚等豹类的重要猎物，都陆续得到恢复和补充。

研究人员表示，只有建立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让猎物数量稳定增长，豹类才能真正恢复种群规模。

事实证明，当保护措施持续推进、猎物资源逐渐恢复后，豹类种群也开始出现积极变化，这进一步说明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重要意义。

彭贾里的成功，为整个西非豹保护带来希望

虽然彭贾里国家公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但整个西非豹种群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研究人员介绍，目前WAP保护区其他部分区域关于豹类的监测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此前在部分区域开展的调查甚至没有记录到豹类活动迹象，而部分地区由于管理不足，还存在家畜过度放牧、草场退化等问题，对豹类生存并不有利。

正因如此，彭贾里国家公园目前成为西非豹最重要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研究人员希望，未来随着整个生态保护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豹类能够逐渐向周边区域扩散，重新恢复历史分布范围。

给足空间，豹子仍然能够恢复

长期关注豹类保护的专家表示，豹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大型猫科动物。

它们能够生活在森林、草原、山地等多种环境中，但由于行动隐秘、昼伏夜出，人们往往误认为它们数量很多，因此长期忽视了其真实的生存状况。

事实上，近年来非洲和亚洲多个豹类种群都呈现下降趋势，许多地区已经出现局部灭绝。

此次贝宁彭贾里国家公园取得的成果，无疑证明了一点：只要能够持续保护栖息地、打击盗猎、恢复猎物资源，并给予野生动物足够的生存空间，即使是数量极少的豹种群，也依然具备恢复的能力。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不仅属于西非豹，也为全球濒危大型食肉动物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未来，只要各方持续推进科学保护，加强生态系统恢复，更多濒危物种仍有机会迎来新的生机。

原文：https://news.mongabay.com/2026/07/endangered-west-african-leopards-show-signs-of-recovery-despite-odds-its-a-win/

研究发现：贝宁国家公园西非豹数量回升，保护措施初见成效，为濒危种群带来希望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人类能和动物真正“对话”吗？科学家距离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一项最新研究对家猫、家犬以及幼儿进行了直接比较，试图了解它们在面对人类遇到困难时是否会主动提供帮助。研究结果显示，猫并不是无法理解人类的需求，它们能够察觉人类遇到了问题，只是在很多情况下不会主动采取行动。相比之下，狗和幼儿则更倾向于在没有获得奖励的情况下伸出援手。

研究由匈牙利科研团队完成。为了研究不同物种的助人行为，科学家招募了22只宠物猫、38只宠物狗以及19名年龄在16至24个月之间的幼儿参与实验。

实验环境被尽可能安排在参与者熟悉的家庭场景中，以减少陌生环境对行为造成的影响。研究人员希望观察，在自然状态下，动物和幼儿是否会主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接受了特殊训练才做出相应行为。

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会在参与对象的注视下，将一块海绵藏到房间某个位置。随后，孩子的父母或者宠物主人进入房间，假装不知道海绵被放在哪里。

接下来，这些成年人会表现出明显的寻找行为，例如东张西望、翻找周围物品，并不断表达困惑和寻找失败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向动物或孩子发出请求，也不会给予任何指令，而只是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遇到了麻烦。

科学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被测试对象是否会主动帮助寻找失物。

实验结果显示，幼儿和狗的反应十分相似。

许多幼儿会迅速意识到大人正在寻找某样东西，并主动靠近海绵隐藏的位置。有些孩子会用手指向目标地点，还有些会直接将海绵取出来交给父母。

狗也表现出了类似倾向。它们经常会走向海绵所在位置，通过身体动作、目光或者叼取物品的方式提醒主人。

随着实验重复进行，越来越多的狗和幼儿开始主动参与。研究人员统计发现，超过一半的狗和接近一半的幼儿都能够通过不同方式帮助寻找者更快找到目标物品。

然而，猫的表现则明显不同。

大部分猫同样会观察整个过程，也会注意到主人正在寻找东西，但很少有猫主动接近海绵隐藏地点。它们通常只是静静观察，很少做出帮助行为。

从结果表面来看，似乎猫缺乏帮助他人的意愿。

但研究人员并没有立刻下结论。

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猫是真的不理解主人遇到困难，还是理解了，却觉得没有必要参与？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设计了新的测试。

这一次，被隐藏的不再是普通海绵，而是猫喜欢的零食或者玩具。

结果出现了明显变化。

当目标物品与猫自身利益相关时，许多猫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它们会主动靠近隐藏地点，频繁关注物品所在位置，甚至通过动作向主人暗示目标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猫参与寻找的程度与狗和幼儿相比并没有明显差距。

这一发现让研究人员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在于猫是否理解人类需求，而在于它们是否认为这件事值得自己参与。

换句话说，猫能够察觉主人正在寻找某样东西，也能够判断目标物品在哪里，但它们往往会先评估这件事与自己是否有关。

如果寻找的是一块普通海绵，那么大多数猫似乎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介入；但如果目标是一份零食或者喜爱的玩具，它们便会迅速展现出参与热情。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异很可能与猫和狗不同的进化历史有关。

狗的祖先是狼，而狼本身就是高度依赖团队合作的社会性动物。无论是捕猎还是防御，它们都需要与同伴密切配合。

后来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人类进一步强化了狗与人合作的能力。许多犬种长期承担放牧、狩猎、搜救、警戒等工作，因此主动回应人类需求已经成为狗的重要行为特征。

相比之下，猫的祖先则主要是独居猎手。

在自然环境中，它们大多数时间依靠自己获取食物，并不需要与其他成员频繁协作。现代家猫虽然与人类共同生活了数千年，但驯化过程与狗完全不同。

科学家普遍认为，猫更接近一种“自我驯化”动物。早期农业社会储存的大量粮食吸引了啮齿动物，而这些老鼠又吸引了野猫靠近人类聚居地。随着时间推移，那些能够容忍人类存在的猫逐渐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家猫。

由于历史上很少承担需要与人类共同完成的任务，因此猫并没有形成像狗那样强烈的合作倾向。

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猫缺乏情感或者不关心主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显示，猫能够识别人类声音、理解主人情绪变化，并根据不同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互动方式。

一些实验甚至发现，猫能够区分熟悉的人和陌生人，在主人感到压力或情绪低落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因此，猫并非对人类漠不关心，而是拥有与狗不同的社交策略。

对于狗来说，与人合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行为目标；而对于猫而言，独立判断和自主决策可能更加符合它们长期形成的生存方式。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研究并不是为了证明哪种动物更加聪明或者更加友善，而是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物种之间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

狗和幼儿往往更容易将他人的需求转化为自己的行动目标，因此更倾向于主动提供帮助。而猫则更关注事件与自身的关联程度，在决定是否介入之前会进行某种“成本收益评估”。

从这个角度来看，猫并不是不会帮助别人，而是在许多情况下选择不帮。

这种独立而谨慎的行为模式，或许正是猫能够在数千年时间里保持自身个性的原因之一。

对于无数养猫人士而言，这项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有趣解释：当你找不到东西时，猫可能早就知道它在哪里，只不过它还没有找到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告诉你。

来源：Scientific American 图片来源：unsplash/haci elmas

研究发现：猫并非不会帮助人类，它们只是更在意这件事是否与自己有关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提到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很多人会想到恐龙。然而事实上，无论是霸王龙还是体型庞大的蜥脚类恐龙，都无法与蓝鲸相提并论。成年蓝鲸体重可超过150吨，体长超过30米，是目前已知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动物。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蓝鲸，而不是恐龙或者其他海洋生物，成为了这一纪录的保持者？

科学家认为，答案主要与海洋环境、能量利用方式以及蓝鲸独特的进食策略有关。

在陆地上，动物体型会受到重力的严格限制。随着身体不断变大，体重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骨骼承受能力的提升。为了支撑庞大的身体，大型陆生动物必须拥有更粗壮的骨骼、更强大的肌肉以及更高效的循环系统。

即便是大象这样的巨型陆生动物，也已经接近生理极限。体型再继续增大，骨骼和关节承受的压力将急剧增加。

海洋则完全不同。

水体提供的浮力能够帮助支撑身体重量，大幅降低重力带来的负担。对于生活在海中的鲸类来说，它们不需要像陆地动物那样依靠四肢支撑整个身体，因此具备了进化出巨大体型的天然优势。

不过，仅仅摆脱重力束缚还不足以解释蓝鲸为何如此庞大。

科学家研究发现，海水散热速度远远快于空气。对于恒温哺乳动物而言，较大的身体能够更好地保存热量。换句话说，生活在寒冷海洋中的鲸类，体型越大越容易维持稳定体温。

与此同时，身体变大也意味着需要更多能量维持生命活动。如果获取食物的效率跟不上体型增长，那么庞大的身体反而会成为负担。

而蓝鲸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们的主食是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型甲壳动物——磷虾。虽然单个磷虾只有几厘米长，但在海洋中经常会形成密集的巨大群体。

为了利用这一丰富资源，蓝鲸进化出了极其特殊的滤食系统。

它们拥有巨大的嘴巴和可大幅扩张的喉囊。当发现磷虾群时，蓝鲸会高速冲入其中，一口吞下大量海水和磷虾，再通过鲸须过滤海水，将食物留在口中。

研究显示，一次成功的吞食所获得的能量，可能达到消耗能量的数百倍。这种极高的“投入产出比”，让蓝鲸能够维持惊人的体型。

事实上，蓝鲸每天可以消耗数吨磷虾。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几乎像一台巨型生物机器一样不断进食，将能量储存在厚厚的脂肪层中。

庞大的体型还赋予蓝鲸另一项优势——远距离迁徙能力。

磷虾资源并非均匀分布在海洋各处，而是集中在少数高生产力海域。蓝鲸每年都要在繁殖区和觅食区之间往返数千公里。

巨大的身体能够储存大量脂肪，相当于携带着巨型“能量仓库”，使它们能够完成漫长的跨洋旅行。流线型身体结构则帮助它们减少阻力，以更低能耗穿越海洋。

令人意外的是，蓝鲸的祖先并不是海洋巨兽。

化石证据显示，早期鲸类祖先原本生活在陆地上，体型甚至只有狼那么大。后来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它们逐渐适应海洋环境。

科学家认为，大约300万年前的一系列气候变化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时全球气候变冷，海洋中营养物质上涌现象增强，导致磷虾等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并在部分海域形成密集聚集区。

这种新的食物分布模式特别有利于那些能够长距离迁徙、一次摄取大量食物的大型鲸类，最终推动了蓝鲸等须鲸家族向巨型化方向发展。

不过，蓝鲸也并非无限长大。

随着体型增加，心脏需要更费力地输送血液，氧气运输效率会下降，繁殖和生存成本也会不断提高。同时，它们需要消耗更多磷虾来维持生命活动。

因此科学家认为，蓝鲸如今的体型已经接近生物学和物理学允许的上限。再进一步变大，获取食物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将无法弥补身体运转的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蓝鲸的巨大并不是偶然。海洋提供的浮力、寒冷环境带来的保温需求、丰富的磷虾资源以及高效的滤食方式，共同塑造出了这个地球历史上最庞大的生命体。直到今天，它依然保持着“史上最大动物”的纪录。

来源：Popular Science 图片来源：unsplash/Oliver Tsappis

为什么蓝鲸能长成地球史上最大的动物？答案竟藏在海洋里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在人们的印象里，蜂群就像一个等级森严的王国，蜂后高高在上，负责产卵和统治整个蜂巢，而数量庞大的工蜂则只是忙碌的“打工者”。

但最新研究发现，事情可能并不是这样。

在大黄蜂的世界里，决定“谁能成为下一任蜂后”的，并不是蜂后自己，而是那些看似普通的工蜂。

这项研究改变了科学家长期以来对蜂群社会结构的理解。

过去，人们认为蜂后的产生主要由幼虫自身条件决定，比如基因或者单纯依赖某种特殊食物。但研究团队发现，真正掌握关键选择权的，是负责照顾幼虫的工蜂。

它们能够通过“喂食控制”，决定哪只幼虫最终会成长为拥有繁殖能力的蜂后，哪一些则成为终生劳作、无法繁殖的工蜂。

换句话说，蜂群中的权力，可能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由底层成员共同塑造的。

研究人员把关注点放在一种名为“幼年激素”的物质上。

这种激素在昆虫体内非常重要，它负责调节生长发育、蜕皮以及繁殖能力。科学家发现，当工蜂体内的幼年激素水平升高时，它们会把这种激素混入喂给幼虫的食物中。

而接受更多这种激素的幼虫，未来更有可能发育成蜂后。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团队进行了多组实验。

他们尝试直接把幼年激素施加到幼虫身上，结果令人意外——这些幼虫不仅没有顺利成长为蜂后，反而被工蜂大量淘汰。

但当研究人员将激素施加到工蜂身上时，情况却完全不同。

工蜂把激素自然地混入由花蜜和花粉制成的食物中，再喂给幼虫。接受这种“特殊营养”的幼虫体型更大，也更容易成为蜂后。

这说明，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只是激素本身，而是必须通过工蜂这个“中介”来完成。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选择并不是随时都能发生。

研究发现，幼虫只有在出生后的第七天和第八天，对这种激素最为敏感。错过这个窗口，即使后来再补充，也无法改变它们未来的身份。

这意味着，工蜂不仅掌握决定权，还必须精准把握时机。

为什么工蜂要“挑选”蜂后？

答案关系到整个蜂群的未来。

每年到了季节末期，一个成熟的大黄蜂群体会开始培育新的蜂后。这些新蜂后会离开原来的蜂巢，与雄蜂交配，然后进入冬眠。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将各自建立新的蜂群。

也就是说，培育足够多的新蜂后，是整个群体延续生命的关键任务。

研究人员推测，随着蜂群逐渐老化，工蜂自身的生理状态会发生变化，体内幼年激素水平上升，于是它们开始向部分幼虫“倾斜资源”，推动这些幸运者成长为未来的蜂后。

这像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

不是某一只蜂发号施令，而是大量工蜂共同参与，通过一点点食物中的微小差别，最终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这种高度协作的社会智慧，让科学家感到惊叹。

因为从基因上看，蜂后和工蜂几乎没有区别。

同样的DNA，却因为成长过程中接受了不同的照料，最终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个体：一个体型更大、寿命更长、拥有繁殖能力；另一个则成为忙碌的劳动者，终生服务于蜂群。

这再次提醒我们，命运有时并不完全写在基因里，环境和“照顾方式”同样重要。

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昆虫社会，也可能对商业养蜂和授粉农业带来帮助。

如果能更准确地控制蜂后培育过程，也许未来能更有效地管理蜂群，提升授粉效率，甚至帮助应对全球蜜蜂数量下降的问题。

看似微小的蜂巢中，藏着复杂而精密的社会规则。

而那些原本被认为只是“执行命令”的工蜂，或许才是真正决定蜂群未来的幕后掌权者。

本文译自：popsci，由olaola编辑发布

图片来源：unsplash/leandro fregoni

谁来决定下一任蜂后，工蜂可能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在人类看来，城市里的鸟类早已习惯了人群，它们每天穿梭在公园、街道和广场之间，对人类的存在显得相当从容。但一项最新研究却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鸟类似乎并不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们对不同性别的人反应竟然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人员在欧洲多个国家的城市中，对包括麻雀、鸽子、乌鸦等在内的37种鸟类进行了系统观察。他们采用一种常见的行为学指标——“逃逸启动距离”，也就是人类接近到多近时，鸟会选择飞走。结果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鸟类允许男性更靠近一些，而在女性接近时，它们会更早地选择逃离，平均差距大约在一米左右。

这一结果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原本并没有预期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在实验设计中，参与者的身高、体型、穿着甚至行为方式都尽量保持一致，以排除外部干扰因素。但即便如此，这种差异依然稳定存在，并且在不同国家、不同物种之间都表现一致。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意味着鸟类不仅能够感知人类的存在，还可能能够区分人类的性别。问题在于，它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但目前都没有确凿证据。

其中一种猜测是气味。虽然鸟类主要依赖视觉，但一些研究表明，部分鸟类具备一定的嗅觉能力，能够通过气味识别环境中的威胁。如果男性和女性在体味或化学信号上存在差异，鸟类或许能够捕捉到这些细微线索，从而做出不同反应。

另一种可能与外形和运动方式有关。即便实验中已经控制了身高和穿着，男性和女性在步态、身体比例等方面仍然存在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可能正是鸟类识别的关键。对人类来说这些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但对于高度依赖环境细节的动物来说，却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一种更具“进化想象力”的解释认为，这种差异或许源于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在史前时代，如果女性更常捕捉小型猎物（比如鸟类），那么鸟类可能在长期进化中逐渐对女性形成更强的警惕性。不过研究人员也承认，这种解释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更像是一种尚待验证的假设。

尽管原因尚不明确，这项研究仍然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并非对人类完全“麻木”，它们实际上在持续观察、学习并评估周围的人类行为。鸟类能够根据细微差异调整自己的反应，这种能力说明它们对环境的感知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同时，这一发现也对科学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许多行为学实验默认人类观察者是“中性”的，但这项研究表明，观察者本身的特征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如果不同性别的研究人员会引发动物不同反应，那么未来的实验设计就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这些变量。

目前，这个谜题仍未解开。科学家们已经确认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至于鸟类到底是通过气味、外形，还是某种我们尚未意识到的信号来区分人类性别，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揭示答案。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日常忽略的城市角落里，鸟类正以一种比我们更敏锐的方式观察着人类世界，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或许才刚刚开始。

本文译自：nautil（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Luna Wang

为什么鸟类似乎更害怕女性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核心要点

• 螃蟹的横向行走似乎只进化过一次，发生在一个包含近7500个已描述物种的群体的共同祖先身上。
• 研究人员拍摄了50种活体螃蟹的运动方式，发现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螃蟹要么是坚定的横向行走者，要么是坚定的向前行走者。
• 向两个不可预测方向快速移动的能力，可能赋予了早期真蟹相对于捕食者的重大生存优势，推动了它们在全球的扩散。
• 一些螃蟹谱系在进化出其他躲避捕食者的方式后（如伪装或生活在贝壳内），后来放弃了横向行走。

一只螃蟹在沙滩上横着快速爬行，是动物王国中最具辨识度的运动方式之一。这种侧面移动如此具有标志性，以至于“crabwalk”（蟹行）已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但科学家们长期争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螃蟹是只进化出了这一种技巧一次，还是不同的群体独立地演化出了它？一项新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横向行走似乎只进化了一次，这一单一的行为转变可能帮助推动了螃蟹物种在地球上的爆发式增长。

这项发表在《eLife》期刊上的研究，拍摄了50种活体螃蟹的运动方式，并将它们的行走风格映射到跨越数亿年的家族树上。横向移动似乎起源于一个庞大群体——真蟹（true crabs）的共同祖先。根据先前发表的分化时间估计，这一转变可能发生在大约2亿年前，侏罗纪初期附近。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帮助螃蟹扩展到极其广泛的栖息地，从深海海底到热带森林，并促成了真蟹发展出今天存活的约7900个物种。

一些谱系后来重新回到了向前行走的方式，且多次独立发生。这些逆转往往发生在那些已经找到其他躲避捕食者方法的物种身上，比如藏在蛤蜊壳内或用海藻进行伪装。一旦螃蟹不再需要通过横向快速移动来获得逃生优势，有些就放弃了这种方式。

研究人员如何研究螃蟹横向行走

日本长崎大学的科学家们设置了圆形场地——直径大约在2.5到4.5英尺之间的大型塑料池，池中布置了每个物种自然生活的环境。每只螃蟹都有时间适应环境，然后被释放到中心位置，并拍摄10分钟。研究人员逐帧追踪每只螃蟹甲壳上的两个标志点，以确定该动物相对于其身体指向方向的移动方向。

每一次移动都被归类为向前、横向或向后，向后移动非常罕见，因此被排除在外。一个名为前向-侧向指数的评分系统产生一个数值：+1表示纯向前行走的螃蟹，-1表示纯横向行走的螃蟹。在研究的50个物种中，有35种是横向移动者，15种是向前移动者，两组之间几乎没有重叠。螃蟹似乎完全致力于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

横向行走在家族树上只进化了一次

然后，研究人员将行走风格映射到基于覆盖344个物种的遗传数据构建的螃蟹进化树上。统计模型指出，横向行走单一起源于一个群体的基部，该群体包含了绝大多数现存的真蟹。较早分支的谱系保留了它们祖先的向前行走习惯，并且所有真蟹的共同祖先向前行走的概率估计为91%。

模型估计，从横向重新回到向前行走的独立逆转次数约为10次，而从前向侧向的转变发生了大约4次，其中大部分代表了最初的获得。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雪蟹很可能在其近亲（蜘蛛蟹科）已经转向向前移动之后，又经历了二次逆转回到了横向行走。

为什么横向行走给了螃蟹生存优势

横向行走的螃蟹可以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向左或向右冲刺，这使得它们的逃生路线对捕食者来说不可预测。用类似螃蟹的机器人进行的实验也支持了这一点：对于螃蟹这样的身体结构来说，横向移动比向前行走更快、更高效。

这种逃生优势可能有助于解释横向行走螃蟹与其近亲之间的物种多样性差距。真蟹分支中的焦点群体（横向移动占主导）包含了大约7468个已描述的物种，而与其最近的姐妹群只有约110个物种，再下一个最近的亲属只有约46个物种。

如果外部分化时间估计成立，横向行走的起源与侏罗纪早期相吻合，正好是在三叠纪末期大灭绝之后。那次灭绝事件会打开生态空间：浅海栖息地正在扩张，竞争减少。一种能够通过向多个不可预测方向快速移动来逃避捕食者的螃蟹，将拥有严重的优势。研究人员提醒说，将这种行为转变的作用与后灭绝机会等外部因素分开，需要进一步研究。

那些放弃横向行走的螃蟹

根据作者的说法，维持横向行走的身体构造可能伴随着权衡，包括神经连接和关节灵活性的改变，这些会限制挖洞和交配等行为。当逃避捕食者的压力通过其他策略被解除后，向前行走又悄悄回来了。

许多动物在外观上趋同于螃蟹，这种现象被称为“蟹化”，但该研究的行为数据表明，它们不一定移动得像螃蟹。瓷蟹大多向后移动。帝王蟹和椰子蟹向前行走。在整个动物进化的历程中，垂直于头部指向的方向移动似乎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发明，并且只有在真蟹中，这种移动方式才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从而重塑了整个群体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本文译自：studyfinds（编译 / 整理：olaola）

螃蟹为什么横着走？科学家：这种行走方式只进化了一次，却改变了一切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在进入名单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常见误区：毒液（venom） 和 毒素（poison） 其实是两回事。毒液通过尖牙、毒刺等专门器官主动注射给攻击对象；而毒素则被动积累在动物体内，只有在被触碰或吃掉时才会发挥作用。简单说，一个主动攻击，一个被动防御。

以下就是10种最令人惊叹的有毒动物：

1. 箭毒蛙 —— 两英寸小身板，轻松毒死十个壮汉

作为动物园里的明星物种，箭毒蛙可谓小个头大能量。其中最致命的金色箭毒蛙，体内的毒素足以杀死十个成年男性！这种亮黄色的小青蛙只有两英寸长，却被认为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箭毒蛙的毒素来自它们的食物——螨虫、蜈蚣和蚂蚁，这个过程被称为“饮食毒性”。这是一种化学防御机制，专门对付那些不知死活想吃掉它们的捕食者。为了确保警告有效，它们还进化出了鲜艳的警戒色，直白地告诉天敌：“别吃我，我有毒！”

2. 海蟾蜍 —— 入侵澳大利亚的毒害大王

海蟾蜍原产自中南美洲，但被引入到许多其他国家后，成了世界上最麻烦的入侵物种之一。它们在澳大利亚尤其成灾——原本是为了吃甘蔗甲虫而被引进，结果却疯狂繁殖，对本土野生动物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毒性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受到威胁时，海蟾蜍会从皮肤腺体中分泌出一种名为“蟾毒素”的白色毒液。在它们的原生地，许多天敌已经进化出了应对机制；但在澳大利亚，本土动物对这道毒菜毫无办法。这使得海蟾蜍几乎没有天敌，繁殖速度惊人，任何试图吃掉它们的动物都可能丧命。

3. 佩弗氏火焰墨鱼 —— 会变色的毒美人

这种名字华丽头足类动物同样会使用警戒色。平时它呈深褐色，但遇到捕食者时会迅速变色，上演一场黑、白、黄交织的鲜艳灯光秀，手臂末端还会变成亮红色。

这个警告可不是虚张声势——它的肌肉组织含有剧毒，毒性之强被认为足以媲美 notorious 的蓝环章鱼。得益于其变色的能力，这种墨鱼也登上了“世界最怪异鱼类”榜单。

4. 格陵兰鲨 —— 400年寿命的深海毒鲨鱼

提到有毒动物，深水鲨鱼肯定不是首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形象。但格陵兰鲨的毒性并非来自防御机制，而是来自它的生存环境。

这种鲨鱼生活在极其寒冷和深的水域——低至零下2摄氏度，深达7200英尺。为了适应这种极端低温和水压，它们的肉质中含有高浓度的氧化三甲胺，这种物质起到了防冻剂的作用，但副作用就是让肉变得有毒。格陵兰鲨身长可达21英尺，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寿命长达400年！

5. 黑头林鵙鹟 —— 新几内亚的毒鸟

一种有毒的鸟！这可能是名单里最让人意外的成员。原产于新几内亚的黑头林鵙鹟是世界上极少数有毒鸟类之一。它的皮肤、羽毛和器官中都含有蝙蝠毒素化合物——和箭毒蛙体内的神经毒素属于同一类型，同样是通过捕食昆虫获得的。

有趣的是，黑头林鵙鹟与另一种同样有毒的冠林鵙鹟外表非常相似，但亲缘关系并不近。这被认为是趋同进化和穆勒氏拟态的例子——不同物种独立进化出相同的特征，并互相模仿对方的警戒信号。

6. 颈槽蛇 —— 少数真正“有毒”的蛇

提到蛇，人们常常错误地把它们都说成“有毒”。其实，大多数蛇是“有 venom”，而不是“有 poison”。颈槽蛇是极少数真正“有毒（poisonous）”的蛇之一。

它们的毒素不是通过专门的尖牙注射，而是通过唾液腺被动分泌。毒素来源于吃下的毒蟾蜍，并被吸收到血液中。不过，颈槽蛇使用毒素的方式和毒蛇差不多——都是通过咬伤来“送达”给受害者。

7. 帝王蝶 —— 毛毛虫时期就开挂

帝王蝶的毒素同样来自饮食。当它们还在幼虫阶段（毛毛虫）时，会吃乳草植物。这种植物会产生一种叫做“强心苷”的化合物，能够破坏细胞功能。

最神奇的是，毛毛虫可以毫无损伤地吃掉这种有毒植物，并将毒素储存在自己体内。科学家最近发现，它们通过三种不同的DNA突变组合进化出了抗性，不仅能在毒草上茁壮成长，还能把毒性据为己用，用来防御天敌。

8. 河豚 —— 剧毒美味，比氰化物强1200倍

河豚的防御机制相当复杂。最著名的是它能快速吸水让胃部膨胀成球形，变得很难下口。同时，它还有剧毒。

几乎所有的河豚都含有一种叫做“河豚毒素”的神经毒素，对人类尤其致命。这种毒素的毒性比氰化物强1200倍！ 尽管如此，在部分东亚国家它仍被视为美味佳肴，只有经过专业厨师处理掉可食用部位后才能安全享用——你敢试试吗？

9. 芫菁 —— 死后还能毒死马

芫菁科的毒性虽然不像前面几位那样致命，但依然非常麻烦。这个科约有3000种甲虫，遍布世界各地（新西兰和南极洲除外）。

它们有时会啃食农作物，但对牲畜的破坏性更大。它们喜欢聚集在苜蓿植物上，而苜蓿常被喂给马匹。即使甲虫已经死了，体内的毒素——一种叫做“斑蝥素”的发泡剂——依然会损害吃掉它们的动物的消化道。哪怕饲料中只混入几只芫菁，就足以让一匹马丧命。

10. 玳瑁海龟 —— 美丽背后的毒肉

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可能你永远不会怀疑——一种海龟！玳瑁海龟通过吃海胆和海绵积累了毒素，这些毒素被吸收到脂肪中，对海龟本身无害，但它们的肉就变成了毒肉。

因食用海龟而中毒被称为“龟毒素中毒”，虽然罕见，但对人类可能致命。尽管有这种危险，玳瑁海龟仍然被非法捕捞食用。2010年，密克罗尼西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导致3人死亡、95人患病，源头就是一只玳瑁海龟。

本文译自：discoverwildlife（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Travis Leery

毒性比氰化物强1200倍！全球10大最毒动物盘点，从青蛙到蝴蝶，甚至还有鲨鱼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最近一项关于抹香鲸交流方式的研究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巨大海洋哺乳动物，其发出的“点击声”交流方式，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在结构上与人类语言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抹香鲸主要通过一种被称为“codas”的短促点击声进行沟通。这些声音听起来像是节奏性的敲击，但在最新分析中，科学家发现这些声音并非简单的重复信号，而是包含类似“元音”的声学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鲸类发声不再只是机械式的节奏变化，而是呈现出更接近语言的组织方式。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大量录音数据，发现这些codas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声学类型，它们在频谱特征上类似于人类语言中的元音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音调上，还包括声音的形态变化，使得同一种点击声可以产生多种不同表达方式。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声音组合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鲸群之间的交流会根据不同情境调整点击节奏、顺序以及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复杂的沟通系统。这种系统在结构上类似于人类语言中的音素组合规则。

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同鲸群之间存在明显的“方言差异”。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抹香鲸，在点击声的节奏、频率甚至发声速度上都有差别，就像人类语言中的口音或方言一样。这种差异进一步说明，它们的交流系统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和可变性。

在分析过程中，科学家使用了大量机器学习与声学建模技术，对数千条鲸鱼录音进行了拆解和比对。结果显示，这些声音不仅具有结构性，还具备一定程度的“组合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有限的基本单元组合出更多复杂表达。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组合特性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通常只有人类语言才具有如此高程度的结构复杂性。这也意味着，抹香鲸的交流方式可能代表了一种独立演化出的复杂沟通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动物本能反应。

尽管如此，目前科学家仍然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它们“如何说话”，但还无法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距正是未来研究的核心方向。

此外，研究还提出，抹香鲸的交流能力可能与其高度社会化的群体结构密切相关。它们通过家族群体生活、协同捕猎和长期社交关系维持复杂的互动网络，这种社会结构为复杂通信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虽然这些发现令人兴奋，但研究团队也强调，目前的结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要确认抹香鲸是否真正拥有类似语言的系统，还需要更多跨学科的数据支持，包括行为学、声学以及长期生态观察。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为人类理解动物沟通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语言的起源与演化。抹香鲸的交流方式可能并非简单的声音信号，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沟通体系，其复杂程度或许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接近人类语言得多。

本文译自：theguardian（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Oliver Tsappis

海洋里的“语言”：抹香鲸交流系统或接近人类语言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然而，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清理过程中。在显微镜下，当研究人员用细针一点点剥离包裹其外的沉积物时，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构逐渐显露出来——那是一对从头部伸出的前爪，而且保存状态相当完整。这个发现立刻让人意识到，这块“普通”的化石并不普通。

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已知的早期节肢动物，在对应的位置通常长的是触角，而不是用于捕食的前爪。换句话说，这对爪子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认知，也意味着某些关键特征的演化时间可能被大大提前。

这块化石属于一种名为Megachelicerax cousteaui的古老海洋掠食者。它其实早在40多年前就已经在美国犹他州西部的沙漠中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完全研究。直到最近，这件标本才真正显现出它的价值。研究表明，它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螯肢类动物，而这一类群正是现代蜘蛛、蝎子、鲎以及海蜘蛛的共同祖先分支。

为了弄清它的结构细节，勒罗西-奥布里尔花费了超过50个小时，在显微镜下进行极为细致的清理工作。这种工作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经验，因为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破坏珍贵的解剖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只动物的形态逐渐清晰：它的体长大约三英寸，拥有一个覆盖头部的甲壳，以及由九个体节组成的躯干结构。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分工明确”。头部下方的附肢显然已经具备进食和感知环境的功能，而身体后部的结构则更适合呼吸和游动。这种功能分化程度，对于那个年代的节肢动物来说，已经相当先进，甚至有些“超前”。

在已知的进化框架中，螯肢类动物通常拥有两个主要体区：前部的头胸部和后部的腹部，以及四对行走足，还有用于捕捉猎物的螯肢和辅助抓取的触肢。而在此之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类动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4.8亿年前。如今，这件化石将这一时间点向前推进了约2000万年，直接改写了相关演化历史。

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一段长期存在的“空白”。在过去，科学家一直不确定：这些用于捕食的爪状结构，以及身体分区的形成，究竟是先后出现，还是同步演化。而这件标本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些前爪很可能在某些原始附肢消失之前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演变为更接近现代蜘蛛腿部的结构。

与它同时代的一些生物，例如经典的三叶虫，外形仍然显得相对“原始”，而这种生物却已经展现出接近现代节肢动物的特征。正因如此，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类型，连接了早期简单结构的节肢动物与后来高度分化的螯肢类群。

参与研究的另一位科学家，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哈维尔·奥尔特加-埃尔南德斯也指出，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此前的多种假说——不同观点中各自正确的部分，在这块化石中得到了统一的解释。

这种古老生物的命名同样别具意义。它被命名为Megachelicerax cousteaui，是为了纪念著名的法国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正是他的纪录片与环保理念，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海洋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

回过头来看，这块化石的故事本身也颇具象征意义。它最初由一位业余古生物爱好者发现，随后被捐赠给博物馆，在漫长的时间里被妥善保存。直到数十年后，随着研究条件的成熟，它的真正价值才被揭示出来。这不仅说明科学发现往往需要耐心与时间，也提醒人们，许多重要线索，可能就隐藏在那些看似普通的事物之中。

或许正如研究者所说，化石并不只存在于遥远的研究机构，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之中，等待被发现。只要愿意走出去，多观察身边的自然环境，那些沉睡了数亿年的故事，也许就在脚下静静等待被重新讲述。

本文译自：popsci（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Po-Hsuan Huang

五亿年前的“蜘蛛远亲”，竟在意想不到的位置长出了前爪最先出现在咕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