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脑瘫主要与出生前后发生的问题有关，例如早产、感染、缺氧或其他可能影响大脑发育的因素。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部分被诊断为脑瘫的患者可能携带与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这一发现也让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脑瘫的定义，以及遗传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了解脑瘫与遗传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对过去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回顾了21项脑瘫遗传学研究，并整理出515个曾被认为可能与脑瘫有关的候选基因。

不过，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基因与脑瘫之间的关联后，研究人员发现，真正拥有较充分科学证据支持的基因数量远低于此前的预期。在515个候选基因中，只有89个显示出相对明确的统计学关联。

这一结果并不代表其他基因一定与脑瘫完全无关，而是说明目前针对许多候选基因的研究证据仍然有限。科学家认为，仅仅发现某种基因变异，并不能直接证明它就是导致脑瘫的原因。

研究团队还对460名脑瘫儿童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在这些儿童中，大约16%的受试者携带可能具有致病性的基因变异，涉及约60个不同的基因。

然而，当研究人员将这些发现与已有的科学证据进行综合比较后发现，其中真正拥有较强脑瘫关联证据的基因只有16个。

这也反映出遗传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人携带某种基因变异，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变异就是导致其疾病的直接原因。一些基因可能与其他遗传性疾病有关，而患者同时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恰好符合脑瘫的临床诊断标准。

因此，研究人员提出，脑瘫或许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单一病因的独立疾病。相反，它可能更接近一种临床表现，或者说是一组症状的集合。

不同的遗传疾病、发育问题甚至其他未知因素，都可能导致类似的运动障碍、肌张力异常和身体协调问题。当这些表现达到一定标准时，患者可能被诊断为脑瘫。

从这个角度来看，“脑瘫”可能描述的是患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所有患者都拥有完全相同的疾病机制。

研究人员强调，这种新的观点并不是要否定脑瘫这一诊断，也不意味着遗传因素已经完全解释了脑瘫的发生原因。相反，这项研究提醒医学界，在解读基因检测结果时需要更加谨慎。

未来，随着更多患者接受基因检测和长期随访，科学家或许能够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脑瘫背后的真正原因。一些患者可能确实与出生前后的脑损伤有关，而另一些患者则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或确认的遗传疾病。

如果能够更准确地找到每位患者背后的具体病因，未来的治疗和干预方式也可能变得更加个性化。对于部分患者来说，明确遗传原因不仅有助于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也可能帮助医生制定更加精准的康复和医疗方案。

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它再次提醒人们：医学诊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我们过去认为已经十分明确的疾病，可能会被赋予新的定义。

对于脑瘫而言，未来的研究或许不再只是寻找“导致脑瘫的基因”，而是进一步探索那些隐藏在相似症状背后的不同疾病机制。只有真正理解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医学才能逐渐从统一的诊断模式，走向更加精准和个体化的治疗方式。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cerebral-palsy-might-not-actually-be-a-disease-scientists-say

脑瘫或许并非一种单独疾病，最新遗传学研究提出新观点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但这种传统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准确。

一项发表于《Nature Aging》的最新研究发现，人体的衰老似乎并不是一条平滑、均匀下降的曲线。不同器官拥有各自不同的“衰老时间表”，有些组织可能在30多岁就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变化，有些组织则要到50多岁甚至更晚才会进入变化更加明显的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人员能够进行高可信度分析的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呈现出了类似的“双阶段衰老”模式：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出现在30多岁，另一个则出现在50多岁左右。

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生物时钟”。更准确地说，人体内部可能同时存在许多不同的衰老进程，它们彼此之间又可能通过激素、炎症以及其他生物信号发生联系。

这项研究由美国桑福德·伯纳姆·普雷比斯医学发现研究所的计算生物学家 Sanju Sinha 等人开展。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 PathStAR 的计算分析框架，用来观察组织在不同年龄阶段发生的结构变化。

过去关于衰老的研究，很多关注的是基因表达、DNA甲基化等分子层面的变化，也有一些所谓的“生物年龄时钟”试图根据分子指标判断一个人的身体年龄。

而这一次，研究人员采取了不同的思路。

他们没有让计算模型简单地学习“这个组织属于多少岁的人”，而是直接观察组织在显微镜下呈现出的物理结构，并分析这些结构随着年龄增长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最快的变化。

简单来说，研究人员想回答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身体看起来有多老”，而是“身体的哪些组织正在什么时候发生最快的结构性改变”。

为此，他们从GTEx数据库中获得了大量人体组织的病理图像。整个研究涉及970名年龄在21至70岁之间的捐献者，共包含40种不同类型的人体组织，最终分析的组织样本达到25,306份。

如此庞大的样本量，让研究人员有机会把不同器官放在一起比较。

结果很快显示出一个重要事实：人体各个组织的衰老过程并不一致。

有些组织属于“早衰型”，结构变化在30多岁时最为明显；有些组织则属于“晚衰型”，在成年早期相对稳定，到了50多岁以后才出现更加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些组织更加特殊，它们并不是持续变化，而是在不同人生阶段出现两个明显的加速期。

血管组织就是比较典型的早期变化组织。

研究发现，动脉结构变化在30多岁时已经相当明显。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30多岁时依然感觉自己正值壮年，身体内部的某些组织可能已经开始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研究人员观察到，动脉结构变化速度最快的阶段与一些病理记录中的变化存在联系。例如，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早期斑块形成，在30多岁阶段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加趋势。那些组织结构衰老速度更快的人，也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表现。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过30岁就进入了“老年状态”，更不能据此判断某个人一定会患上心血管疾病。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衰老可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早开始影响身体的一些关键结构。

与此同时，女性生殖系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衰老轨迹。

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的子宫和阴道组织在成年早期相对稳定，但到了50多岁，也就是接近绝经以及绝经前后的阶段，组织结构变化明显加快。

这种变化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存在一定联系。

例如，研究中观察到了组织萎缩以及子宫内膜变薄等结构变化，而这些现象与绝经期间及绝经后激素环境发生变化的生理过程相吻合。

卵巢则更加特别。

研究数据显示，卵巢并不是从成年以后一直按照相同速度发生结构变化，而是出现了两个相对突出的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位于35至40岁之间，第二个阶段则大约出现在55至60岁之间。

第一个阶段与女性生育能力下降的时期存在明显对应关系，而第二个阶段则与绝经后的变化相吻合。

这也是整个研究最引人注意的发现之一。

因为如果衰老只是一个匀速进行的过程，那么随着年龄增加，组织结构应该大致按照类似的速度逐步变化。

但卵巢呈现出的却更像是一条起伏明显的曲线。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种“双阶段”的结构衰老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卵巢。

在除卵巢之外、研究人员能够建立高可信度衰老轨迹的14种组织中，有9种呈现出类似的“双相衰老”模式。

这些组织包括食管、胃、结肠、小肠等消化系统组织，同时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和睾丸等生殖系统组织。

换句话说，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关系并不密切的器官，可能正在经历相似的衰老节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研究人员认为，激素信号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激素并不会只作用于生殖器官。作为人体内部重要的信号分子，它们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影响身体多个系统。因此，当激素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时，受到影响的可能远远不只是某一个器官。

研究尤其关注到了雌激素等激素相关信号。

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胃肠道组织中，与激素反应有关的通路变化非常明显。胃肠道上皮细胞本身也存在相应的激素受体，而这些受体参与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等重要功能。

这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为什么女性生殖系统的某些衰老变化，会与消化系统的结构变化产生联系。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停留在单个器官的层面。

他们进一步比较了同一个人的不同组织，结果发现，人体各个器官的衰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性。

例如，那些结肠和食管组织结构衰老速度较快的人，其前列腺组织也更容易表现出加速衰老的特征。

这说明人体衰老可能并不是“每个器官各自为战”。

不同组织之间可能通过激素、炎症以及其他全身性生理机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协同变化。

研究人员甚至提出，卵巢可能在整个身体的衰老过程中扮演一个类似“节拍器”的角色。

在研究涉及的组织中，有超过一半的组织表现出了与卵巢结构衰老轨迹相似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卵巢决定了人体衰老”，更不能据此认为只要延缓卵巢衰老，就一定可以阻止全身衰老。

研究真正提供的线索是：生殖系统发生的激素变化，可能与身体其他系统的结构变化存在广泛联系，而这种联系过去可能被低估了。

从组织层面来看，不同器官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功能，但它们在衰老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

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炎症增加。

与此同时，组织的能量产生能力、细胞增殖能力以及细胞质量控制机制出现下降。

细胞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结构。人体组织需要不断进行更新、修复和清除异常细胞。当这些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的机制逐渐下降，再叠加炎症水平升高，组织结构就可能越来越难以维持年轻时期的状态。

因此，衰老或许并不是简单的“细胞越来越老”这么单一。

它更像是多个系统同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能量供应出现改变，细胞修复速度发生变化，炎症环境逐渐改变，组织更新能力下降，最终这些因素共同反映在器官的物理结构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人员特别重视组织结构。

基因表达和DNA甲基化等指标能够告诉科学家细胞内部发生了哪些分子变化，但组织结构直接关系到器官如何工作。

例如，血管壁的结构改变会影响血管功能，肠道组织结构改变可能影响屏障功能，而生殖系统的结构变化又与生育能力以及绝经等重要生理过程密切相关。

此次研究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让科学家能够从组织结构的角度重新观察人体衰老。

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结构衰老轨迹并不能通过传统的分子年龄分析完全复现。

尤其是在卵巢中，组织结构分析能够清晰捕捉到35至40岁以及55至60岁附近的两个变化阶段，而相应的基因表达和DNA甲基化分析并没有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双峰”模式。

这意味着，仅仅依靠一种生物年龄指标，可能无法完整描述人体衰老。

人体可能不存在一个可以用单一数字概括的“真实年龄”。

一个人的血管可能已经表现出较明显的年龄相关变化，但另一个组织仍然相对稳定；某些人的胃肠道组织可能变化较快，而其他组织的变化速度却没有那么明显。

因此，与其问“一个人的生物年龄到底是多少”，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进一步追问：“他的哪些器官正在加速衰老？”

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进一步验证，可能会对未来的健康管理和抗衰老研究产生影响。

如果不同器官确实存在各自不同的衰老窗口，那么未来针对衰老的干预，也许不应该简单地寻找一种能够作用于全身的“万能抗衰老方法”。

相反，科学家可能需要根据不同器官的特点，在特定年龄阶段重点保护那些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组织。

例如，某些血管组织在30多岁就可能进入结构变化更加明显的阶段，那么心血管健康管理的重要窗口或许远比人们传统理解的更早。

同样，对于女性而言，围绕生殖系统和激素变化开展的研究，也可能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理解绝经前后身体其他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

当然，这项研究距离真正改变临床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研究使用的是死后组织样本，而不是长期追踪同一个活人的身体变化。因此，研究结果描述的是不同年龄人群之间的组织结构差异和统计学轨迹，并不能直接说明某一个人在35岁时一定会发生什么、到了55岁又一定会发生什么。

其次，导致死亡的原因以及死亡前的身体状态，也可能对组织样本产生一定影响。

研究人员已经对一些可能影响结果的死后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发现这些因素对绝大多数组织衰老轨迹的解释能力相对有限，但这仍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限制。

此外，研究采用的是较宽的年龄区间，因此它能够发现某个年龄阶段的结构变化加速，却无法精确告诉我们某个人究竟从哪一天或者哪一年开始发生衰老。

更重要的是，年龄相关的组织变化并不一定全部意味着功能衰退。

有些变化可能属于人体正常的适应性重塑，也可能只是个体差异，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年龄相关变化都等同于疾病。

所以，“30多岁和50多岁是人体衰老的两个关键节点”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谨慎理解。

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项研究发现，许多组织的结构变化呈现出非线性的轨迹，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在30多岁和50多岁附近出现了结构衰老速度加快的现象。

这是一种群体层面的科学发现，而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固定生理时间表。

不过，这项研究仍然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我们过去习惯把衰老想象成一只不断向前走的时钟，时间每增加一年，身体就均匀地老去一点。

但真实的人体可能远比这复杂。

血管有自己的时间表，生殖系统有自己的时间表，消化系统也有自己的时间表，而这些不同的时间表之间又可能通过激素、炎症以及其他生物机制彼此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衰老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过程，而是一场发生在全身不同组织中的复杂变化。

有的器官可能提前进入变化阶段，有的器官可能相对“耐老”，还有一些器官则可能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两次甚至多次明显的结构变化。

研究人员利用PathStAR对大量病理图像进行分析，实际上是在尝试绘制一张更加精细的“人体衰老地图”。这张地图不再只是告诉我们年龄增加之后身体发生了什么，而是进一步追问：什么组织先发生变化？什么时候变化最快？哪些器官会一起变化？又是什么生物机制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些问题对于未来理解衰老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人体确实存在多个相互联系的衰老时间表，那么真正有效的健康干预或许也需要更加精准，而不是简单地把“衰老”视为一种全身同步发生的过程。

目前来看，这项研究还不能告诉我们如何阻止人体衰老，也不能证明某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延长寿命。

但它正在改变科学家观察衰老的方式。

人体可能并不是拥有一个统一的生物时钟，而是拥有许多彼此交织的“时钟”。

它们并不会在同一时刻响起，也不会按照完全相同的速度走动。

而30多岁和50多岁出现的这些结构变化加速阶段，或许只是这张复杂衰老地图中最值得关注的几个时间窗口。

随着未来获得更多长期随访数据，以及更大规模的组织和分子信息，科学家或许能够进一步确定这些衰老轨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哪些变化可以被提前干预。

如果这一方向最终得到更多研究支持，那么我们对衰老的理解可能会从“年龄增长导致身体整体变老”，逐渐转向一种更加精细的认识：

人体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开始衰老，而是不同组织按照各自的节奏，在不同人生阶段发生变化。

而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简单地寻找一个所谓的“衰老年龄”，而是弄清楚身体究竟在哪些时间窗口、哪些器官以及哪些生物机制上最容易发生变化。

这可能才是未来延缓衰老、提高健康寿命研究中更加值得关注的方向。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the-human-body-may-age-in-two-major-bursts-and-a-new-study-reveals-what-drives-them

人体衰老可能并非匀速进行，多个器官会在30多岁和50多岁经历明显变化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过去，科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足够明确的答案。原因很简单，能够进入90岁甚至更高年龄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群体，而针对这一年龄阶段人群开展的大规模痴呆研究相对有限。随着全球人口寿命不断延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却越来越高。

一项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健康中心和Kaiser Permanente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为90岁以后人群的痴呆风险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答案。研究显示，即便一个人已经年过90岁，痴呆风险也并不会因为年龄足够大而自动消失。性别、种族、遗传因素等仍然可能影响一个人发生痴呆的概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虽然年轻时就存在高血压、高胆固醇，甚至携带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有关的基因，却能够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较好的认知能力。

这群特殊的人，也许恰恰隐藏着大脑长期保持健康的秘密。

这项研究属于LifeAfter90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从2018年开始持续追踪进入90岁阶段的成年人，希望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在极高龄状态下，大脑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此前在人生较早阶段发现的痴呆风险因素，在90岁以后是否依旧发挥作用。

此次分析纳入了800多名参与者，他们在进入研究时年龄至少达到90岁，而且当时没有被发现患有痴呆。参与者的中位年龄约为92岁。由于这些人长期接受Kaiser Permanente医疗系统的健康管理，研究人员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既往医疗资料，其中部分参与者的健康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这让研究团队能够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并将早年生活中的疾病和风险因素与90岁以后的认知变化联系起来。

研究人员发现，到了90岁以后，痴呆风险并没有出现一个简单的“年龄越大反而越趋于一致”的情况。相反，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族裔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果是，90岁及以上女性发生痴呆的风险大约是男性的两倍。这一结果与此前针对65岁以上人群开展的许多研究方向基本一致。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女性在老年阶段出现痴呆的概率通常高于男性，但科学家一直不确定这种差异到了90岁以后是否仍然存在。

这项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差异并没有在90岁以后消失。

换句话说，进入高龄并不意味着此前存在的痴呆风险差异就会被年龄“抹平”。一些在更年轻阶段就已经存在的影响因素，在进入人生第十个十年之后仍可能发挥作用。

种族和族裔之间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

研究数据显示，与亚洲参与者相比，黑人参与者发生痴呆的风险高出约75%。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黑人和西班牙裔参与者的痴呆发生率明显高于白人和亚洲参与者。

这意味着，在90岁以后，过去在人群中观察到的部分认知健康差异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人们已经进入极高龄阶段而完全消失。

当然，这些数据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一种族或某一种性别“注定”更容易患痴呆。研究人员真正关注的是不同人群之间风险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社会经济因素、长期健康状况以及遗传背景，都可能共同影响一个人的认知健康，而这些因素之间往往也是相互作用的。

除了性别和种族，研究团队还重点分析了一个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的基因——APOE。

APOE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痴呆基因”，而是存在不同的基因变体。其中，APOE2通常被认为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与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相关；而APOE4则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更高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有关。

有意思的是，当研究人员把观察范围延伸到90岁以后，APOE的作用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研究发现，携带APOE2的人即使超过90岁，依然能够观察到明显的保护效应。与不携带这一变体的人相比，携带APOE2的参与者发生痴呆的风险降低了约60%。

这个结果说明，一些遗传因素可能具有非常持久的影响，即使一个人已经进入90岁甚至更高年龄，某些基因带来的保护作用依然可能存在。

而APOE4的情况则没有那么简单。

从整个研究人群来看，APOE4并没有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痴呆发生率增加。但当研究人员进一步按照不同人群进行分析之后，却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男性参与者中，APOE4与更高的痴呆风险存在关联；而在黑人参与者中，携带APOE4的人发生痴呆的风险大约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这说明，同一个基因变体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基因本身固然重要，但基因与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健康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APOE不同基因型在男女之间为何可能表现出不同影响，以及这些遗传因素是否还会影响一个人在90岁以后是否死亡、是否出现痴呆等结局。

不过，这项研究最让科学家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谁的风险更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的大脑似乎特别耐老？

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参与者。

其中一些人在60多岁、7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高血压、高胆固醇等被认为可能增加痴呆风险的健康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之后，他们依然能够进入90岁，并且保持相对良好的认知状态。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有些人甚至携带通常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有关的APOE4，却一直没有出现痴呆。

这些人似乎拥有某种特殊的“认知韧性”。

也就是说，他们的大脑可能具备某种抵抗衰老和神经退行性变化的能力。究竟是哪些因素帮助他们保持了这种状态，目前还没有答案。

可能是遗传因素，也可能与长期生活方式有关；可能来自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与教育水平、社会交往、身体活动、睡眠以及其他尚未被完全认识的生物学机制有关。甚至还有可能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科学家能够找到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并进一步弄清楚他们的大脑为什么能够在高龄阶段保持更好的功能，那么未来或许可以从中找到新的痴呆预防思路。

这也是这项研究真正具有价值的地方。

过去，人们研究痴呆时，往往更加关注65岁、70岁甚至80岁左右的人群。相比之下，90岁以上人群长期处于研究相对不足的状态。但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研究人员预计，到2100年，全世界90岁及以上人口可能达到约2.3亿。换句话说，90岁以上的人群未来可能成为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如何让这些人不仅活得更久，同时也拥有更好的认知健康，将成为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项研究提醒人们，90岁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划分“痴呆风险已经结束”的年龄节点。

一个人能够健康地走到90岁当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后的认知健康可以完全不再关注。对于部分高风险人群而言，进入90岁以后仍然可能存在发生痴呆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项研究也传递出了另一个更加积极的信息：即使一个人年轻时存在某些风险因素，也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发生痴呆。

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拥有高血压、高胆固醇等风险因素，甚至携带APOE4，却能够在90岁以后依然保持清晰的思维和较好的认知能力。

科学家现在最想弄清楚的，正是这些人究竟做对了什么，或者他们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同。

如果能够找到保护这些人的关键机制，未来的研究或许就不只是告诉人们“谁更容易患痴呆”，而是能够进一步回答“怎样才能让更多人的大脑保持健康”。

从临床角度来看，这项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医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已经90岁，而且过去没有发生痴呆，就认为他已经完全脱离风险。相反，对于不同人群而言，仍然有必要关注长期健康管理以及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风险因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需要因为这些研究结果而产生焦虑。痴呆的发生通常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发现某些人群风险较高，也不代表其中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患病；同样，携带某些风险基因，也并不等于一定会出现痴呆。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长期的整体健康状态。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尝试从更长的人生周期理解大脑衰老，而不是简单把痴呆看成90岁以后才突然出现的问题。一个人在几十年间的血压、血脂、心血管健康以及其他生活和健康因素，都可能与晚年的认知状态存在联系。

这项LifeAfter90研究进一步把观察范围推进到了90岁以后，让科学家看到了一个此前了解并不充分的阶段。

研究结果表明，到了人生的第十个十年，痴呆风险依然受到性别、种族和遗传因素等多方面影响，而那些能够在高龄阶段保持良好认知能力的人，则可能成为破解“大脑抗衰老”机制的重要线索。

未来，研究人员还将继续追踪这些高龄参与者，希望进一步弄清楚APOE不同基因型、性别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共同影响90岁以后的健康和认知结局。

或许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活到90岁以后还会不会得痴呆”，而是我们能否从那些高龄仍保持清醒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身上，找到更多保护大脑的方法。

毕竟，长寿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延长生命本身。对于越来越多能够活到90岁甚至更高年龄的人来说，如何让身体和大脑都尽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可能才是健康老龄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原文：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6/08/260829235953.htm

90岁以后就不用担心痴呆了，真正的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把目光从大脑本身移向颈部。

人体颈部存在大量淋巴结和淋巴管，它们长期以来被认为主要负责处理来自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的淋巴液，参与免疫防御和代谢废物清除。然而，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颈部结构，可能与大脑内部的废物清除系统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

一项近期发表在《衰老神经生物学》上的系统性研究，对96项经过同行评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增长，颈部淋巴结缩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现象。这一变化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会导致大脑衰老，但它让科学家开始关注一个此前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如果负责“排出”大脑代谢废物的通路随着年龄逐渐变慢，会不会影响大脑的长期健康？

过去，人们往往把大脑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器官。大脑产生的代谢废物如何被处理，一直是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今，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大脑的清除系统可能并不是一套只存在于脑内的独立机制，而是与脑膜、淋巴管以及颈部淋巴结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的网络。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认识人体的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遍布全身，在免疫防御、液体平衡以及代谢物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体大约拥有800个淋巴结，其中约300个位于颈部区域。这些淋巴结并不是简单的“过滤站”，同时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可以截留病原体、异常细胞以及其他需要被处理的物质。

过去很长时间里，科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颈部淋巴结与大脑之间的联系。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

当时，研究人员在小鼠的脑膜中发现了一套此前没有被充分认识的淋巴管网络。脑膜就是包裹在大脑和脊髓外部的一层膜状结构。这个发现改变了过去关于大脑淋巴系统的认识。

两年之后，研究人员又获得了人类脑膜中存在类似淋巴网络的证据。

这意味着，大脑并非完全没有淋巴系统。

随着后续研究不断推进，科学家发现，脑膜中的淋巴管似乎可以与颈部的深层淋巴结发生联系，而且还可能参与脑脊液的运输。

脑脊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液体，它分布在大脑和脊髓周围，同时能够进入大脑更深层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脑脊液会与神经细胞周围的液体发生物质交换，并参与代谢废物以及免疫相关信号的运输。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胶淋巴系统。

简单来说，胶淋巴系统被认为与大脑内部废物清除密切相关。过去十多年里，研究人员逐渐发现，大脑产生的部分代谢产物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脑组织中，而是可能借助脑脊液以及相关液体循环，被逐步带到脑部边缘，再进入脑膜淋巴系统，最终抵达颈部淋巴结。

如果这一过程成立，那么大脑内部的“清理工作”和颈部淋巴系统之间实际上存在一条非常重要的联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神经科学家开始把脑内胶淋巴系统、脑膜淋巴管以及颈部淋巴结看成同一个更大范围的清除网络。

过去的研究更多关注“废物如何离开大脑”，而现在科学家开始进一步追问：这些物质离开大脑之后去了哪里？

答案可能就在颈部。

如果大脑代谢产生的一些物质最终需要通过脑膜淋巴管进入颈部淋巴结，那么颈部淋巴系统的状态就可能影响整个清除过程。

随着年龄增长，如果颈部淋巴结逐渐发生萎缩，或者淋巴管结构出现改变，淋巴液流动速度发生变化，那么理论上就可能让整个清除链条受到影响。

当然，这目前仍然是一种需要进一步验证的科学假设，而不是已经被医学界完全证实的结论。

研究人员之所以重视这一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脑淋巴引流与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其中就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

在这些疾病中，一些异常蛋白会在脑组织中积累，例如β-淀粉样蛋白以及异常磷酸化的tau蛋白。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些异常物质为什么会不断积累，以及大脑为什么无法有效地将它们清除。

如果脑部废物清除系统随着年龄逐渐下降，那么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在老年人群中更加常见。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已经开始直接观察颈部淋巴结中的相关物质。

2025年的一项研究对25名患有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参与者进行了颈部淋巴结取样。研究人员在部分年轻参与者的淋巴结样本中发现了较高水平的、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蛋白。

这一结果从侧面支持了一个推测：颈部淋巴结可能确实能够接收到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物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类似“排水汇”的作用。

但研究人员还观察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年龄差异。

随着年龄增加，这类物质在颈部淋巴结中的相关信号有所减少。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向颈部淋巴系统输送相关物质的能力下降，也可能意味着整个脑部废物清除过程的效率降低。

不过，科学家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

颈部淋巴结的改变，是大脑衰老造成的结果吗？

还是说，颈部淋巴系统功能下降本身，就可能参与推动大脑衰老？

甚至还有第三种可能：二者其实是同一个衰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

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观察某一个时间点上的人体数据显然不够。

目前有关脑部淋巴系统的大量研究仍然来自动物实验，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利用高分辨率医学影像观察活体人类。

例如，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50岁以上人群的颈部淋巴结往往相对较小，同时部分淋巴管结构可能出现增厚等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胶淋巴系统的清除活动似乎也会出现减慢。

两个现象同时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但它们确实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动物实验已经提供了一些更加直接的线索。

在部分小鼠实验中，当研究人员人为降低脑膜淋巴系统的功能时，大脑中与疾病相关的一些有害代谢产物会出现更多积累。

反过来，如果改善动物脑部淋巴引流功能，一些初步研究显示，这可能有助于动物在卒中之后恢复，也可能对记忆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这些结果让研究人员开始思考一个更大胆的问题：如果未来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改善脑部到颈部的淋巴引流，是否有可能帮助延缓某些与年龄有关的脑部变化？

目前已经有研究团队开始尝试开发非侵入式设备，希望通过改善颈部淋巴管的运动和引流能力来增强这一系统的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还有研究团队正在探索其他方法，希望刺激大脑的废物清除过程，从而寻找治疗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新途径。

不过，对于这些研究结果，科学家依然保持着谨慎态度。

原因很简单：脑部淋巴系统被现代神经科学真正重视起来，也不过十多年时间。

目前很多令人兴奋的结果来自小鼠等动物模型，而动物实验中的效果，并不意味着在人类身上一定能够获得相同结果。

此外，医学影像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

随着磁共振等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能够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脑部和颈部的一些微小结构，但影像中的某些信号究竟代表真正的淋巴组织，还是其他类型的组织或液体变化，在部分情况下仍然存在争议。

因此，未来真正重要的研究，并不是单独观察某一个淋巴结是否变小，也不是只观察某一条脑膜淋巴管，而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研究“从大脑一直到颈部”的整个清除通路。

如果能够在活体人类中准确测量这条通路的运行效率，科学家或许才能真正判断颈部淋巴系统与大脑衰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项研究方向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

如果最终证明颈部淋巴系统只是随着大脑衰老而发生变化，那么它更多可能是一种衰老的伴随现象。

但如果未来研究发现，淋巴引流能力下降本身就是推动大脑衰老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这意味着，大脑衰老并不一定只是一个发生在颅骨内部的过程。

我们身体外部某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结构，或许也参与决定了大脑能够保持多久的“清洁”和正常运转。

颈部淋巴结也因此可能成为未来研究脑部健康的重要观察窗口。

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可以通过检查颈部淋巴结来判断一个人大脑是否正在衰老的阶段。目前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通过人为增强颈部淋巴引流，就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

但这项研究至少让科学家重新认识了一件事情：大脑并不是一个与身体其他系统完全隔绝的“独立王国”。

大脑产生的代谢废物需要被运输和清除，而这个过程最终可能与脑膜、淋巴管以及颈部淋巴结形成一条完整的生理通路。

随着年龄增长，这条通路是否会逐渐变得迟缓，是否会影响脑部环境，甚至是否会参与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目前都还是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答案的问题。

也许未来，当医生检查一个人的大脑健康时，关注的并不只是大脑本身。

颈部那些细小的淋巴管和淋巴结，也可能成为了解大脑衰老过程的一扇重要窗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脑衰老或许并不只是“脑子里的问题”，真正决定它变化速度的因素，可能还隐藏在我们身体中一条此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排水通路里。

目前，这一领域仍然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真正能够改变临床医学的答案，还需要更多长期的人体研究来验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科学家正在逐渐把目光从“大脑内部”延伸到“大脑与身体之间的连接”，而颈部淋巴系统，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tiny-channels-in-your-neck-might-determine-how-your-brain-ages

颈部这些不起眼的细小通道，可能与大脑衰老有关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也正因为B12参与人体细胞正常运作，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它与各种疾病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癌症。

从直觉上来看，这似乎并不难理解。癌症的发生与细胞异常增殖以及DNA变化密切相关，而维生素B12又参与DNA合成。因此，一些研究人员曾经提出，如果身体长期缺乏B12，可能会影响正常的DNA合成和细胞代谢，进而增加某些异常变化发生的机会。

但真正让科学家感到困惑的是，研究进行得越深入，B12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反而越复杂。

一些研究发现，B12水平较低的人可能面临更高的某些癌症风险；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却发现，已经患上癌症的人，尤其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血液中的B12水平反而可能明显升高。

一个维生素，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低了可能有问题”和“高了也可能与疾病有关”这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我们平时理解维生素B12的方式过于简单。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血液检查中测到的B12水平，并不完全等同于一个人究竟吃进去了多少B12。人体对于这种维生素的吸收、储存、运输和利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肝脏可以储存大量B12，而血液中的B12还会受到多种蛋白质和身体代谢过程的影响。

因此，当医生发现一个人的血液B12明显升高时，并不能直接得出“这个人补充了太多B12”的结论。

有时候，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是身体本身。

癌症的发展可能影响人体正常的代谢过程，也可能改变肝脏储存和释放营养物质的方式。一些肿瘤还可能影响与B12运输有关的蛋白质，使血液检测中的B12数值出现明显变化。

这就涉及医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B12水平异常导致了癌症，还是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反过来导致了B12水平发生变化？

两种情况虽然只差一个方向，但意义完全不同。

如果前一种解释成立，那么B12水平的变化可能是癌症发生发展的一个原因；如果后一种解释成立，那么B12升高就更像是身体已经发生严重疾病之后留下的一个“信号”。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后一种可能性。

一项涉及大量结肠癌患者的数据分析，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多个医疗系统的数据，共涉及37,106名结肠癌患者。这些患者在确诊前后都曾接受过B12水平检测，研究人员随后将他们的B12水平与疾病进展以及生存情况进行了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血液B12明显升高的患者，整体预后往往更差。

其中，B12水平超过每升1000皮克克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大约为5年，而B12处于正常范围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接近11年。

换句话说，在这项研究的数据中，B12明显偏高的人群与更短的生存时间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而且，这种联系并不是简单地由年龄或者治疗差异造成的。即使研究人员进一步考虑了一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B12水平明显升高的患者仍然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

研究人员还观察到，这些患者在确诊时更容易处于癌症晚期，并且之后出现新的肿瘤转移的可能性也更高，其中肝脏转移尤其值得关注。

看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个非常直接的想法：是不是B12越高，癌症就越严重？甚至是不是B12本身正在帮助癌细胞生长？

但研究人员并没有这么快下结论。

因为当他们进一步研究结肠肿瘤组织本身时，又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部分肿瘤样本中，一个名为MTR的基因表现出了更高的活性。这个基因与一种依赖B12参与工作的酶有关，而这条代谢通路又与DNA合成所需要的物质密切相关。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MTR活性较高的肿瘤，往往也与较差的患者生存结果联系在一起。

这让科学家产生了一个新的推测。

也许并不是人体摄入了更多B12之后，B12主动把正常细胞推向了癌变；相反，某些已经形成的、侵袭性较强的癌细胞，可能更加擅长利用人体中的B12，并通过相关代谢途径满足自身快速生长的需求。

如果这一假设最终得到更多研究证实，那么癌症患者体内B12升高的意义就可能完全不同。

它不一定意味着“B12导致了癌症”，反而可能意味着“癌症正在改变人体处理B12的方式”。

这其实是癌症研究中非常常见的一类难题。

癌细胞为了快速生长，需要大量能量和各种原材料。葡萄糖、氨基酸、脂肪以及其他营养物质，都可能被肿瘤重新利用。对于一些快速增殖的癌细胞来说，人体正常代谢所需要的某些营养物质，也可能成为它们维持生长的重要资源。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B12出现异常并不一定意味着B12本身就是“坏东西”。

它原本就是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营养素。

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是癌细胞对这种营养素的需求和利用方式。

不过，这仍然不能解释另一个问题。

既然B12升高可能是癌症发生之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研究发现，B12摄入不足或者B12水平较低的人，同样可能存在更高的癌症风险？

目前科学界还没有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现象的答案。

2024年，一项针对越南人群的研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复杂关系。研究人员比较了3,758名癌症患者和2,995名没有癌症的人，并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平时饮食中B12的摄入情况。

结果显示，B12摄入量与癌症风险之间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或下降，而更接近一种“U形”关系。

也就是说，与摄入量处于中间范围的人相比，B12摄入特别低以及特别高的人群，都出现了更高的癌症风险。

这个结果看起来非常引人注意，但它同样不能被简单理解成“吃B12会致癌”。

原因在于，这项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观察性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发现两个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却不能直接证明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另一个因素的原因。

比如，一个人的B12摄入量很高，可能与他的整体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健康状况或者其他因素同时有关。即便研究发现这类人群癌症风险更高，也不能仅凭这个结果就认定B12本身造成了癌症。

而且，研究中B12摄入量最高的人群，平均每天摄入的B12也只有大约2.97微克，并不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数字。

对于成年人来说，日常所需要的B12本身就在几微克这个数量级。

因此，这项研究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信号，而不是一条“B12摄入越多越容易得癌症”的结论。

事实上，目前关于B12和癌症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复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营养素与疾病之间往往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

身体不是一台只要增加或者减少某种物质，就会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

一个人的年龄、饮食、肝脏功能、肠道吸收能力、基础疾病、药物使用情况以及整体代谢状态，都可能影响血液中的B12水平。

而癌症本身又会进一步改变身体的代谢环境。

因此，同样一个“B12升高”的检测结果，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事情。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它可能与饮食或者补充剂有关；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与吸收、储存或者代谢方面的问题有关；而对于癌症患者而言，B12升高甚至可能反映肿瘤本身正在发生某些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专家通常不会仅凭一次维生素检测结果，就判断一个人是否患癌，或者预测癌症的发展情况。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因为看到“B12与癌症有关”的新闻，就自行停止正常的B12摄入。

B12依然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

如果身体长期缺乏B12，同样可能出现贫血、神经系统异常以及其他健康问题。尤其是一些本身就容易缺乏B12的人群，更不能因为担心癌症而故意限制这种营养素。

与此同时，也没有必要因为B12是人体必需维生素，就认为补得越多越好。

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有益。

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的是合理、稳定的营养供应，而不是长期大量摄入某一种单独的维生素。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服用B12补充剂，最稳妥的方式仍然是根据自身饮食情况、身体状况以及专业人士的建议进行，而不是看到网络上的某一项研究后自行改变剂量。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科学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其实已经不只是“B12到底会不会致癌”。

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癌症患者的B12会升高？肿瘤细胞究竟如何利用B12？B12相关代谢通路是否会影响癌细胞的生长？而血液中的B12变化能不能成为判断疾病进展的一种辅助指标？

这些问题一旦得到更明确的答案，未来或许能够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某些癌症的代谢特征，甚至可能为新的治疗方式提供线索。

但在现阶段，我们仍然不能把这些研究结果夸大成一个简单的结论。

B12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贴上“抗癌”或者“致癌”标签的维生素。

它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可能同时受到营养状态、人体代谢、肿瘤生物学以及疾病进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到癌症患者B12偏高，并不意味着B12就是导致癌症的元凶。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提示，某些情况下，B12升高可能只是身体已经发生严重变化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而B12偏低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也仍然需要更多研究来解释。

所以，与其因为一项研究就开始害怕某种维生素，不如把重点放在更加可靠的事情上：保持均衡饮食，避免长期营养缺乏，也不要在没有明确需求的情况下盲目大量补充单一营养素。

科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而是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背后更加复杂的规律。

关于维生素B12和癌症之间的关系，目前科学家仍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但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这并不是一句“B12越高越容易得癌症”或者“B12可以预防癌症”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有时候，身体里的某个指标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个指标本身就是疾病的原因。

它也可能只是身体正在发生变化之后留下的一道痕迹。

而这，或许正是B12与癌症关系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common-vitamin-has-a-complicated-link-to-cancer-experts-reveal

维生素B12与癌症，到底什么关系？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身体出现疼痛、发痒、灼热或者肿胀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尽量不去想它。

看点别的东西、刷刷手机、听音乐，甚至告诉自己“别在意，过一会儿就好了”。

从缓解主观上的不舒服来说，这种做法确实可能有效。

但一项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新研究，却提出了一个颇为意外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只是改变对不适的感受，而是主动关注它，会不会连身体本身的免疫反应也发生变化？

研究人员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可能会。

而且，这种变化似乎并不只是“心理作用”。

身体发炎时，大脑其实一直在“收到消息”

炎症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防御机制。

当身体受到感染、损伤或者其他刺激后，免疫系统会迅速行动。血流和免疫细胞向相关区域集中，局部可能出现发红、发热、肿胀等现象。

与此同时，神经系统也不会袖手旁观。

身体受到刺激之后，大量感觉信息会沿着神经通路传递到大脑，让我们意识到：

“这里出了点问题。”

所以，当皮肤出现瘙痒、刺痛或者灼热感时，这些感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噪音，而是身体与大脑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一部分。

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一个人刻意把注意力从身体的不适上移开，那么这种不舒服的主观感受往往会降低。

比如，当你盯着一段视频、专注于一项工作，或者努力思考其他事情时，原本明显的瘙痒感可能就没那么强烈了。

但是，这里一直存在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

注意力发生变化以后，改变的究竟只是“我们感觉到的不舒服”，还是身体实际发生的免疫反应也会随之变化？

这正是这项新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个简单的皮肤实验，揭开了意外的结果

为了研究注意力和免疫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实验方法——组胺皮肤点刺测试。

这种方法经常被用于过敏相关检测。

研究人员在参与者的皮肤上进行刺激之后，局部会出现一种类似轻微过敏反应的变化。

通常可以看到一个隆起的小肿块，也就是所谓的“风团”，同时周围还可能出现一片发红区域。

这些变化并不是无法测量的主观感觉，而是可以通过大小等指标进行量化，因此研究人员能够比较不同注意力状态下的炎症反应。

第一项实验共有 37 名健康成年人参与。

每个人分别经历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

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主动把注意力集中到受到刺激的皮肤区域。

他们需要认真感受那里出现了什么，比如瘙痒、刺痛、灼热或者其他感觉。

另一种情况下，参与者则被要求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观看具有吸引力的视频。

也就是说，两种情况下身体受到的刺激基本相同，真正发生改变的，是：

人的注意力究竟放在哪里。

结果很快出现了有意思的差异。

越关注炎症，感觉反而可能越明显

首先，一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当参与者主动关注受到刺激的皮肤时，他们报告的身体不适通常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

你越盯着瘙痒、刺痛或者灼热感，它可能就越容易被你“感觉到”。

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其实非常接近。

比如脚上有一个小水泡，如果你一直想着它，就会觉得它特别明显；忙起来之后没有注意它，反而可能暂时忘记它的存在。

但真正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后面的结果。

虽然关注炎症让参与者主观上感觉更加明显，但他们皮肤实际出现的炎症反应，却反而更小。

在第一项实验中，当参与者主动关注皮肤感觉时，风团平均大小约为 3.5毫米。

而当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开时，这一数值达到了约 5.0毫米。

周围发红区域也存在类似差异：

关注身体时平均约为 10.6毫米，分散注意力时则约为 14.0毫米。

从这些数据来看，两种状态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

研究人员还发现，大约 90%的参与者在注意力被转移之后出现了更明显的炎症反应。

平均来看，分散注意力时的风团和发红区域大约是主动关注身体时的 1.5倍。

更值得注意的是：炎症似乎还恢复得更快

如果只是炎症大小不同，这项发现已经足够有意思。

但研究人员还观察到了另一个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主动关注身体感觉的参与者，其皮肤上的风团似乎更容易稳定下来，甚至开始缩小。

实验进行了约20分钟。

在主动关注炎症感觉的情况下，接近 90%的参与者在这一时间点上，风团已经处于稳定或者缩小状态。

而在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只有约 46%。

这意味着，注意力可能不仅与炎症反应“有多大”有关，还可能影响身体处理这种短暂炎症反应的过程。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想一想，炎症就会自动消失”。

研究观察到的是一种特定实验条件下的短暂免疫反应变化，而不是对疾病治疗效果的证明。

第二个实验：真的是“注意力”在起作用吗？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之一，就是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

因此研究人员又进行了第二项实验。

这一次有 20名参与者参加。

实验设计进行了调整，研究人员希望进一步确定：

真正产生作用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内部”，还是仅仅因为参与者专注于某一项任务？

参与者看到的是一些抽象图形。

在一种条件下，他们被要求把这些图形当作提醒，借此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受到刺激的皮肤。

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专注于这些图形本身，并思考这些形状是否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也就是说，两种情况下参与者都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注意力的方向不同。

结果再次出现了类似趋势。

当注意力指向身体内部的炎症感觉时，炎症反应明显较小。

研究人员估算，这种情况下的炎症程度大约只有分散到外部注意力时的 六成左右。

同样，大约 90%的参与者在外部注意条件下出现了更明显的炎症反应。

这让研究人员更加相信：

关键因素可能确实是注意力指向哪里，而不仅仅是“有没有集中注意力”。

为什么“注意身体”反而可能让免疫反应更受控制？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主动感受身体的不适，反而可能让炎症反应变得更加温和？

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当我们关注某种身体感觉时，大脑接收到的相关信号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换句话说，大脑不再只是模糊地知道“身体这里有点不舒服”，而是获得了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的信息。

这种信息可能帮助大脑更准确地判断当前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大脑与免疫系统之间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神经系统可以参与调节包括炎症在内的多种身体过程。

因此，研究人员推测，当一个人主动关注身体内部的感觉时，大脑可能获得了更多关于局部炎症状态的信息，随后通过神经调节机制帮助身体控制这种反应。

这有点像一个精密的控制系统。

如果控制中心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它可能只能进行相对粗略的调节。

而当反馈信号更加清晰时，调节就有可能更加精准。

麻醉实验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解释，研究人员又进行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实验。

他们使用利多卡因对受到刺激的皮肤区域进行局部麻醉。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

如果注意力产生的效果完全依赖皮肤传递到大脑的感觉信息，那么把这些感觉信号削弱之后，注意力的作用应该明显下降。

结果确实如此。

当皮肤感觉被麻醉后，注意力带来的影响明显减弱了。

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

即使局部感觉被削弱，参与者在主动关注相关区域时，炎症程度仍然比完全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更低。

这说明问题可能比“感觉越强，大脑越能控制炎症”更加复杂。

还有其他神经调节机制可能参与其中。

心率变异性提供了另一个线索

研究人员随后进一步观察了参与者的自主神经系统。

他们检测了包括心率、皮肤电活动和皮肤温度等指标。

这些指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但有一个指标出现了变化：

心率变异性，也就是 HRV。

简单来说，心脏并不是机械地以完全相同的时间间隔跳动。

相邻心跳之间的时间会自然发生细微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作为观察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一项间接指标。

其中，较高的心率变异性通常与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所谓的迷走神经活动存在一定联系。

而迷走神经系统又与人体的炎症调节机制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参与者的局部皮肤感觉已经被利多卡因削弱，与主动关注身体相关的心率变异性变化仍然存在。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注意力可能同时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它让大脑更加重视来自身体的信号；

另一方面，它可能通过神经通路直接参与某些炎症调节过程。

这是否意味着“靠意念就能治病”？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

如果注意身体可以影响免疫反应，那么是不是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能够控制疾病？

答案目前显然不能这么说。

这项研究非常有意思，但它距离真正的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

首先，参与者数量并不大。

两项主要实验加起来只有 57名健康成年人。

其次，研究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有限、非常短暂的皮肤炎症模型。

它模拟的是局部、轻微的炎症反应，并不能直接代表人体面对真实感染时的免疫系统状态。

更不能据此推断，注意身体能够治疗癌症、自身免疫疾病、慢性炎症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研究人员目前也不知道，这种注意力效应是否同样存在于真正的感染、长期炎症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所以，把这项研究理解成“用意念治疗疾病”，显然是过度解读。

但它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身体感觉”的理解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观点。

过去我们很容易把身体感觉理解成一种单向过程：

身体发生变化 → 神经系统把信息发送给大脑 → 我们产生疼痛、瘙痒或者不适。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表明，大脑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动态。

大脑不仅仅是在“接收”来自身体的信息。

它可能还会根据自己对这些信息的关注程度，反过来影响身体正在发生的某些过程。

也就是说：

身体告诉大脑发生了什么，而大脑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方式，也可能参与决定身体接下来如何反应。

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双向互动。

在这种模式下，“注意力”就不再只是心理活动。

它可能成为连接感觉、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一座桥梁。

我们每天忽略的那些身体信号，或许比想象中重要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让我们长期处于“忽略身体”的状态。

累了继续工作。

疼了继续活动。

不舒服就找点事情转移注意力。

焦虑时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

从生活效率的角度看，这些策略有时候确实有用。

但从生理角度来看，身体不断发送的信号本身可能具有重要价值。

这项研究至少提醒我们：

“注意身体”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大痛苦。

相反，适度而有意识地观察身体，也许能够帮助大脑更加准确地获取身体内部的信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每一次疼痛、每一点瘙痒都过度关注，更不意味着应该用注意力练习替代必要的医疗检查和治疗。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更深层的科学问题：

我们的意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调节身体？

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可能还有很多秘密

这项研究目前只是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科学家已经知道，大脑、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但“注意力”究竟在其中扮演多大的角色，仍然有大量问题等待回答。

如果未来的研究能够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重复这些结果，并进一步证明类似机制能够作用于更加真实、更加长期的炎症状态，那么它或许会带来新的研究方向。

例如，某些基于注意力训练的干预方式，是否能够成为辅助调节炎症的工具？

特定的神经通路究竟怎样把“我正在关注身体”转化成免疫系统可以响应的信号？

不同的人为什么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效果？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最终答案。

但至少，这项研究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件看似普通的事情：

我们对身体的关注，可能不只是影响“我们感觉如何”，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体本身正在做什么”。

所以，下次当你意识到身体出现某种细微变化时，也许不必立刻逃避这种感觉。

停下来，感受一下它，观察一下它。

这并不是因为“想一想”就能治好疾病，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和大脑之间，本来就一直在进行一场复杂而持续的对话。

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这场对话究竟有多重要。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paying-attention-to-your-body-could-actually-change-your-immune-response

当你真正“注意”身体时，免疫系统可能也在悄悄改变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但美国心脏病学界近期发布的一套新版血脂管理指南，正在改变这种相对传统的思路。

新的建议并没有否定饮食、运动和控制体重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些生活方式仍然是管理胆固醇的基础。不过，与过去相比，专家们更加重视“尽早发现、尽早干预”，也不再只是盯着某一次化验单上的胆固醇数字，而是希望结合一个人的年龄、血压、健康习惯、家族史以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对未来几十年的心脏病和中风风险进行更加全面的判断。

之所以如此重视胆固醇，是因为血液中的某些脂质和脂蛋白如果长期处于异常水平，可能逐渐沉积在动脉壁内，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随着时间推移，血管可能越来越狭窄，甚至出现斑块破裂并形成血栓的情况，从而增加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风险。

美国心脏协会此前估计，大约每四名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存在较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 LDL 胆固醇并不是短时间内一定会造成明显症状的问题，它更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长期累积的影响。一个人的 LDL 水平如果多年偏高，即使年轻时没有任何不舒服，也可能在未来逐渐积累心血管风险。

这也是新版指南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医生需要更加重视“暴露时间”。

换句话说，问题不只是“你的胆固醇现在有多高”，还包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少年”。

新版指南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让 LDL 胆固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脏病学专家 Roger Blumenthal 参与了指南制定工作，他指出，降低 LDL 的时间越长，对未来心脏病和中风风险的保护可能越明显，这与长期控制血压的理念类似。

因此，新指南不再满足于等到一个人已经进入较高风险阶段之后才开始关注血脂，而是把筛查和风险评估进一步向年轻人甚至儿童延伸。

对于此前没有接受过筛查的儿童，新建议提出可以在 9 至 11 岁期间进行胆固醇筛查。如果孩子存在严重心血管疾病或与胆固醇相关疾病的家族史，筛查年龄还可以提前到 2 岁左右。这样的变化背后，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家族遗传因素。有些人的胆固醇升高并不是单纯因为饮食不健康，而可能与遗传性血脂异常有关。如果能够更早发现，就有机会更早采取干预措施。

对于成年人，新指南同样改变了过去相对简单的风险判断方式。

医生现在被建议使用一种新的风险评估工具，也就是 PREVENT，用于估算 30 至 79 岁成年人未来 10 年以及 30 年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与单纯观察 LDL 数值相比，这种方法试图把更多个人信息纳入计算，包括胆固醇、血压、年龄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再结合其他可能增加风险的因素，从而得到更加个体化的风险判断。

这种变化尤其值得年轻成年人注意。

过去，人们在讨论心脏病风险时，经常会把重点放在未来 10 年。但对于三四十岁的人来说，即使短期内发生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概率并不高，如果胆固醇长期偏高，那么累计几十年的风险仍然可能不容忽视。新版指南因此更加重视长期风险，而不是只看一个较短时间窗口。

根据新的风险评估结果，如果一个人未来 10 年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处于临界范围，也就是大约 3% 至 5%，医生可以开始讨论降低 LDL 的措施；当风险进一步达到 5% 至 10% 的中等范围时，则更应该认真考虑相应的降脂干预。最终是否使用药物，并不是只看一个百分比，而是需要结合个人情况、危险因素以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共同决策。

新版指南还重新引入了更加明确的 LDL 胆固醇治疗目标。

对于处于临界风险或中等风险的人群，指南建议将 LDL-C 控制在每分升 100 毫克以下；对于心血管风险较高的人，目标进一步降低到每分升 70 毫克以下；如果患者已经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并且属于非常高风险人群，那么 LDL-C 的目标值则进一步降低到每分升 55 毫克以下。

这意味着，“胆固醇只要没有超过化验单上的最高值就不用担心”这样的理解可能已经过于简单。

对于心血管风险不同的人来说，同一个 LDL 数值所代表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年轻人，与一个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同时还存在多种危险因素的患者，即使两人的 LDL 数字完全一样，医生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可能不同。

心脏病专家 Pamela B. Morris 强调，从整体上来看，LDL 越低通常越有利于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尤其是对于本身发生心脏病或脑卒中风险较高的人群。临床试验也已经显示，当 LDL-C 降到过去指南所建议水平以下时，心血管事件仍然可能进一步减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自行追求一个极低的胆固醇数字，更不意味着看到 LDL 稍微偏高就应该立即服用药物。新版指南强调的是更加精准的风险分层，而不是“一刀切”。

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方式依然是第一道防线。

健康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合理体重、保证充足睡眠以及避免吸烟，仍然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重要措施。饮食结构尤其值得关注，与其简单地把所有脂肪都视为敌人，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体饮食质量以及脂肪来源。医生通常会根据个人情况建议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以及其他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的食物，同时减少高饱和脂肪、高度加工食品等可能不利于血脂控制的饮食习惯。

运动同样不能被忽视。规律的身体活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管理，还可以改善整体心血管健康。对于一些 LDL 轻度升高、但总体风险并不高的人来说，饮食和运动等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成为最初的主要干预手段。

不过，专家也提醒，不能把所有胆固醇问题都归结为“吃得不好”或者“运动不够”。

如果一个人的血脂异常与遗传因素有关，单靠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无法让 LDL 达到理想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药物治疗可能成为降低长期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版指南的变化之一，就是当生活方式优化后血脂仍然没有达到理想水平时，医生可以比过去更早地考虑加入降脂药物。

他汀类药物仍然是降低 LDL 胆固醇最主要的药物之一。与此同时，新版指南也纳入了更多非他汀类降脂治疗选择，包括依折麦布、贝姆多酸以及 PCSK9 抑制剂等。部分情况下，医生可能会根据患者的风险程度、对他汀类药物的耐受情况以及需要降低 LDL 的幅度，考虑单药治疗或者联合治疗。

新版指南还强调，医生不应该只盯着 LDL 这一项指标。

在某些患者中，其他脂蛋白相关指标也可以帮助判断剩余的心血管风险。例如，脂蛋白(a)，也就是 Lp(a)，被越来越多地视为重要的风险因素。新版建议成年人一生中至少接受一次 Lp(a) 检测，因为这种指标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影响，通常不会因为简单改变饮食或增加运动而出现明显下降。

此外，对于部分人群，载脂蛋白 B，也就是 apoB，也可以帮助医生进一步评估心血管风险，尤其是在存在糖尿病、高甘油三酯、心血管疾病或心肾代谢综合征等情况时。它能够提供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额外信息，因此在一些患者身上可能具有补充价值。

新版指南也给医生提供了更多辅助判断风险的工具。例如，对于部分年龄和风险条件符合要求的人，可以选择进行冠状动脉钙化评分，也就是 CAC 检查，以进一步了解冠状动脉中是否已经存在钙化斑块。这样的检查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而是在医生认为传统风险评估还不足以帮助作出治疗决定时，作为额外信息使用。

从整体来看，这一次美国胆固醇管理指南的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告诉所有人“把胆固醇降得更低”这么简单。它真正发生改变的是整个预防思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管理需要更早开始，也需要持续更长时间，同时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目标。

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如果只是因为现在没有胸痛、没有气短，就认为胆固醇问题不重要，可能低估了长期风险。血管的变化往往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很多人在真正出现心脏病症状之前，可能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风险因素暴露。

因此，新的指南更强调提前行动。

定期检查血脂、了解自己的 LDL 水平，必要时检查 Lp(a)，关注血压、体重和血糖，同时了解家族中是否存在早发心脏病或严重胆固醇异常的情况，都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整体风险。

如果生活方式已经尽可能改善，但 LDL 仍然持续升高，也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再坚持运动、少吃点油就好了”。对于部分人来说，遗传因素或者已经存在的心血管疾病意味着仅靠生活方式可能无法把风险降到足够低的水平，这时与医生讨论药物治疗可能比一味拖延更有意义。

这套新版指南由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等专业机构参与制定，并发表于《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它所传达出的核心信息其实非常明确：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不应该等到问题已经发生之后才开始，而应该把风险控制尽可能提前。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马上吃降胆固醇药，更不是看到 LDL 数值稍高就自行服药。真正重要的是，不要把胆固醇仅仅看成体检报告上的一个数字，而应该把它放到年龄、血压、吸烟情况、家族史、糖尿病以及既往心血管疾病等整体背景中去理解。

如果一个人的“坏胆固醇”正在逐渐升高，与其等到多年以后才处理，不如现在就开始关注。健康饮食、规律活动和戒烟等生活方式依然是基础，而当这些措施不足以达到合理的风险控制目标时，及时与专业医生讨论进一步的治疗选择，也许能够为未来几十年的心脏和血管健康争取更多主动权。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us-cardiologists-issue-new-guidelines-for-how-to-manage-cholesterol

美国心脏病专家更新胆固醇管理指南：降胆固醇可能需要更早开始，儿童也被纳入筛查范围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什么是糖尿病？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长期以来，医学界普遍认为，关节软骨一旦受到严重损伤，就很难依靠人体自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软骨不像皮肤那样拥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当软骨持续磨损、变薄，最终出现骨关节炎时，现有治疗通常更多集中在缓解疼痛、改善活动能力以及延缓病情进展上。如果关节损伤到了严重程度，人工关节置换甚至可能成为最后的选择。

但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正在让科学家重新思考一个问题：衰老关节中的软骨，真的只能不断退化，而无法重新恢复吗？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为15-PGDH的酶，可能在衰老过程中扮演了比此前认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种蛋白质与衰老之间早已有密切联系。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15-PGDH的含量会增加，而它会干扰一些参与组织修复和控制炎症的分子。研究团队因此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设：如果这种蛋白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且能够阻碍组织修复，那么它是否也可能参与了骨关节炎的发展？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研究人员首先在老年小鼠身上进行了实验。他们通过抑制15-PGDH的活性，观察关节软骨是否会发生变化。结果令人意外：那些原本已经出现磨损的老年小鼠软骨，在阻断15-PGDH之后开始重新增厚。

换句话说，研究人员看到的并不仅仅是软骨退化速度变慢，而是已经受到损伤的组织出现了明显的恢复迹象。

研究人员随后进行了另一组实验。他们让年轻小鼠遭受类似前交叉韧带，也就是ACL损伤的关节损伤，然后观察这些动物是否会像正常情况下那样逐渐出现创伤后骨关节炎。结果显示，在损伤发生之后对15-PGDH进行抑制，可以明显阻止通常会出现的关节炎变化。

这意味着，这种机制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潜在用途。一方面，它有可能帮助已经因为衰老而发生软骨退化的关节恢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在关节受到损伤之后发挥保护作用，降低日后发展成骨关节炎的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突破并不只是发现了一种能够促进软骨修复的蛋白质。科学家原本也曾设想，成年人体内如果要重新生成软骨，可能需要依赖干细胞。

然而实验结果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研究人员发现，干细胞似乎并没有成为这一修复过程的关键角色。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关节软骨中原本就存在的软骨细胞，也就是负责制造和维持软骨组织的成熟细胞。当15-PGDH受到抑制之后，这些已经存在于软骨中的细胞似乎能够重新调整自身的基因表达状态，并转变成一种更加健康、更具有功能性的状态。

这改变了科学家过去对组织再生的一些认识。

如果人体能够利用原本就存在的成熟细胞完成组织修复，那么治疗骨关节炎就不一定必须依赖移植新的干细胞。与其从外部寻找新的细胞，不如想办法让受损组织中已经存在的细胞重新恢复工作状态。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Helen Blau此前表示，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成人组织再生方式，并且对于治疗由衰老或者损伤造成的关节炎具有很大的临床潜力。研究团队原本就是在寻找干细胞参与的证据，但最终发现它们显然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关键。

从实验结果来看，这种软骨恢复不仅体现在显微镜下的组织结构变化，也似乎改善了动物的身体活动能力。

接受治疗的老年小鼠表现出更加稳定的步态，同时在活动过程中更愿意将体重放到原本受伤或存在问题的腿上。这些行为上的改变，被研究人员视为疼痛减轻以及关节功能改善的迹象。

当然，仅仅在小鼠身上观察到效果，并不足以证明这种方法能够用于治疗人类。

因此，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利用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患者的软骨组织进行了实验。在人类软骨样本中，研究人员同样观察到了积极变化。经过针对15-PGDH的处理后，软骨组织出现了再生迹象，组织的硬度有所增加，同时炎症水平下降。

这使研究人员对这种机制的临床意义更加乐观。

骨科科学家Nidhi Bhutani认为，这一过程相当令人关注，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理解组织再生的方式。大量原本已经存在于软骨中的细胞，并没有被简单地替换掉，而是在15-PGDH受到抑制之后改变了基因表达模式，并重新获得了更加有利于组织修复的状态。

如果未来能够把这种机制安全地应用到人体，那么骨关节炎治疗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目前的骨关节炎治疗，很多时候仍然是在“管理”疾病，而不是从根本上修复已经损坏的关节。患者可以通过药物、运动、物理治疗等方式缓解症状，但这些措施并不能让已经严重磨损的软骨重新恢复到年轻时的状态。对于病情严重的人来说，最终仍可能需要进行膝关节或髋关节置换。

而真正能够让软骨重新生长的治疗方法，如果能够得到验证，就意味着治疗目标可能从“减轻疼痛”进一步转向“修复组织”。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围绕骨关节炎的研究越来越活跃。

斯坦福团队的15-PGDH研究并不是目前唯一试图让关节自行修复的科学项目。美国政府高级卫生研究计划局，也就是ARPA-H，已经投入超过1亿美元，希望通过不同的生物学路线加速骨关节炎治疗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NITRO，核心思路就是探索一个看似简单、但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困难的问题：能不能让受损的关节重新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些项目推进的速度也相当快。

部分获得资助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实现了软骨和骨组织的再生，下一阶段则是进一步验证这些方法是否能够安全地进入人体临床研究。

例如，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人员就开发了一种缓释药物递送系统。这种系统可以被注入已经受损的关节内部，然后持续释放相关治疗成分，刺激人体自身的软骨细胞和骨细胞参与修复。

在目前的动物实验中，这种方法能够在数周时间内促进关节组织修复，并逆转部分骨关节炎损伤。虽然这些结果还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体治疗效果，但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推动相关技术向临床方向发展，并成立了Renovare Therapeutics公司，希望进一步开展人体试验。

研究人员的目标也不只是让患者少一点疼痛。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化学与生物工程师Stephanie Bryant表示，他们真正希望做到的，是不仅缓解疼痛、阻止疾病继续恶化，而是最终终结这种疾病本身。

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那么未来骨关节炎治疗的理念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

与此同时，另一个研究团队正在尝试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同一项目的资助，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的“活性膝关节支架”。这种支架能够搭载干细胞，在植入之后逐渐发挥作用，并最终随着人体自身软骨和骨组织重新生长而逐渐消失。

虽然这种技术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但它代表了另一种思路：不是单纯向关节中加入某种药物，而是直接构建一个能够帮助人体重新形成组织的生物支架。

这些不同方向的研究虽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最终目标却非常接近，那就是让关节恢复人体原本就拥有、但随着年龄或者疾病逐渐失去的自我修复能力。

除了这些仍处于实验阶段的治疗策略之外，一些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药物，也正在被科学家重新审视。

202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司美格鲁肽可能对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产生保护作用，而且这种效果似乎并不能完全用减肥来解释。

司美格鲁肽属于GLP-1类药物，近年来因为减重和代谢疾病治疗而受到广泛关注。过去，人们很容易认为，如果使用这种药物之后关节状况有所改善，主要原因可能只是体重下降后，膝盖和髋部承受的机械压力减少了。

但新的研究给出了另一种可能。

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司美格鲁肽似乎能够改变维持健康软骨的细胞代谢状态，使这些细胞获得更多能量，从而更好地维持软骨组织。

在涉及肥胖和骨关节炎的小鼠以及人类研究对象的实验中，接受司美格鲁肽治疗之后，疼痛程度降低，软骨退化也有所减少。小鼠实验中甚至观察到了更少的骨赘以及更轻的关节组织病变。

为了判断这种保护作用到底是不是单纯由减重造成的，研究人员还设置了特殊的对照组。这些动物摄入的食物量与接受司美格鲁肽治疗的小鼠相近，因此体重变化也比较接近。

但即使体重下降程度相似，对照组的软骨保护效果仍然没有接受司美格鲁肽治疗的小鼠明显。

这意味着，司美格鲁肽可能不仅仅是在“减轻关节负担”，而是还通过改变关节内部细胞的代谢活动，对软骨本身产生影响。

当然，这一方向目前同样需要更多研究验证，尤其需要进一步明确这种作用在人类患者身上到底有多大，以及长期使用是否能够真正改变骨关节炎的发展过程。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科学家正在从多个角度重新理解骨关节炎。

过去，人们往往把这种疾病简单理解为一种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磨损”。就像机器使用时间长了之后零件逐渐磨损一样，关节软骨似乎也只能越来越薄。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骨关节炎并不是单纯的机械磨损。

炎症、细胞代谢、基因表达以及组织自身的修复能力，都可能参与疾病的发展过程。如果能够找到控制这些过程的关键节点，那么关节或许并非只能一路走向不可逆的损伤。

15-PGDH就是目前被发现的其中一个重要节点。

对于斯坦福团队而言，下一步最关键的任务是推进临床试验。只有进入人体研究阶段，科学家才能真正判断这种方法是否安全、有效，以及它到底适用于哪些类型的关节损伤和骨关节炎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15-PGDH抑制剂的其他人体研究此前已经进行过。相关药物曾被用于研究肌肉无力问题，在早期人体试验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健康和安全风险。虽然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它可以安全地用于治疗骨关节炎，但至少意味着这种机制并不是完全没有人体研究基础。

从实验室里的小鼠，到人体软骨样本，再到未来可能开展的临床试验，中间仍然存在很长的一段路。

很多在动物身上表现惊人的治疗方法，最终并没有成为真正有效的人类药物。因此，现在还不能说骨关节炎已经找到了能够“返老还童”的治疗方法，更不能把实验结果理解为患者马上就可以通过某种药物重新长出完整软骨。

但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件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成年组织中的细胞，或许并没有彻底失去修复能力，只是随着衰老，某些抑制修复的机制逐渐占据了上风。

如果科学家能够准确找到并关闭这些“刹车”，那么人体原本就存在的细胞，也许能够重新启动组织修复程序。

这意味着，未来治疗骨关节炎的方法可能不再只是止痛、消炎或者更换人工关节，而是直接帮助患者自己的关节完成修复。

对于全球数以亿计受到骨关节炎困扰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

或许有一天，关节置换手术仍然会存在，但它不再是许多严重骨关节炎患者不得不面对的最终选择。医生可能只需要通过一次局部治疗，就能够重新激活关节中原本存在的细胞，让已经衰老或受损的软骨逐渐恢复。

这一天目前还没有真正到来。

但从15-PGDH抑制、缓释药物递送系统、3D打印组织支架，到可能影响软骨细胞代谢的司美格鲁肽，多条研究路线正在同时推进。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过去被认为十分困难、如今却越来越值得认真讨论的目标：让受损的关节重新学会修复自己。

如果最终的临床研究能够证实这些方法安全有效，那么人类治疗骨关节炎的方式，可能真的会迎来一次重要转变——从被动地接受关节老化，逐渐走向主动地重新唤醒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breakthrough-that-restores-aging-joints-could-help-treat-osteoarthritis

一种可能让衰老关节重新修复的方法，或将改变骨关节炎治疗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这项独特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区，追踪观察了200名健康的当地居民。这些参与者每年都会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完全戒除肉类、鱼类、乳制品乃至鸡蛋的摄入，实质上遵循的是一种纯素饮食方案。而驱动这种饮食模式的，并非时下流行的健康潮流，而是根植于东正教基督教信仰的悠久宗教传统。按照教规，信徒们在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五都要进行这种斋戒，此外，全年之中还分布着四个持续时间更长的禁食期。这包括圣诞节前为期40天的准备期，复活节前长达48天的大斋期，在使徒禁食或称为彼得保罗禁食期间，根据年份不同会持续8天到42天不等，以及八月份为纪念圣母升天而进行的15天斋戒。

这种由宗教信仰驱动的饮食模式，构成了一次极为难得的“自然实验”机会。正如生物统计学家亚历山大罗斯·西米斯蒂拉斯及其同事在发表于《自然通讯》的论文中所阐述的，这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饮食方式，它深受信仰力量的塑造，并且往往是践行者出生家庭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那些限制动物产品摄入的时期里，禁食者不仅明显减少了动物脂肪的摄取，他们的蛋白质摄入总量（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也会周期性地受到限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戒绝了几乎所有动物来源的蛋白质，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总能量摄入却并未相应减少。对于科学家而言，这种规律性极强、且杂食状态与植物性限制状态之间转换节点清晰可预测的饮食模式，使其具备了与正规饮食干预研究相媲美的科研价值。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团队还招募了211名来自同一地区、但不遵守这些特定饮食限制的志愿者，作为研究的对照组。通过对两组人群的深入比较，科学家们发现了人体内部化学环境发生的若干项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某些特定基因表达水平的显著波动。

其实，科学界此前就已经认识到，在东正教传统中，这种阶段性地转向植物性为主的饮食，能够引发人体广泛的代谢重编程，并且这种重编程总体上对健康是有益的。这其中就包括了关键免疫代谢蛋白丰度的改变，以及强效代谢激素FGF21水平的调节。而此次的新研究则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它揭示了参与无肉禁食的参与者体内，那些携带能够调节FGF21蛋白水平特定基因变异的个体，表现出了一种与脂肪组织“褐变”相关的生理特征。简而言之，就是他们体内原本主要用于储存能量的白色脂肪细胞，在功能上开始更像易于燃烧产热的棕色脂肪细胞。当然，研究人员在论文中也审慎地指出，虽然这些发现令人振奋，但仍需谨慎解读，不过它确实有力地指向了饮食诱导的FGF21水平变化，可能在影响人体脂肪组织重塑的过程中扮演着某种角色。

与此同时，研究还关注到了另一个与胆固醇生物合成密切相关的关键基因——LBR。实验数据显示，仅仅几周的荤食戒除，就足以影响携带特定LBR基因变异的个体的相关生理通路。由于禁食期间饮食中胆固醇的摄入量大幅降低，身体似乎产生了一种代偿性反应，使得该基因变异所对应的LBR功能有所上调，以应对胆固醇来源的减少。这恰好揭示了饮食、遗传与肥胖之间那种令人惊叹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人员指出，当携带特定基因型的人实行饮食限制时，他们体内的LBR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对其产生一种微弱的抵抗肥胖的保护效应。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提供了线索，那就是为何遵循看起来十分相似的饮食方案，不同个体在肥胖风险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时，这也为我们更广泛地理解那些由饮食依赖性疾病风险差异背后的深层机制，打开了新的视野。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为我们开启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新方向，指向了饮食模式、个体遗传背景以及复杂代谢状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传递的核心信息清晰而有力：即使是仅仅持续数周地减少肉类和乳制品的摄入，也足以在人体内引发一系列积极且显著的生物化学改变，这无疑为那些希望通过调整餐盘来改善健康的人们，注入了更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科学依据。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cutting-meat-and-dairy-for-just-a-few-weeks-can-alter-your-bodys-chemistry

少吃几周肉，身体会发生什么？最先出现在咕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