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哈丁在其新作《G.I. G-Men》中指出，这两个人的身份与他们出现在巴黎的原因，即便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很难提前猜到。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情报官员，也并非由“狂野比尔”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成员，而是联邦调查局派出的特工，任务是清除在海外与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合作的美国公民。

哈丁在接受《军事时报》采访时提到，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甚至接近小说情节的现实：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期，美国国内与敌对势力合作的案例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复杂。

当被问及战后及战争后期这些联络单位的作用时，哈丁解释说，这些由联邦调查局建立的“陆军联络组”，主要任务是追踪并审讯那些在战争期间留在轴心国控制区域、并被怀疑与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合作的美国公民。这些合作形式包括参与宣传广播、印刷宣传材料、提供资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敌对势力建立个人关系。

这一计划的源头可以追溯到FBI内部的特别情报机构（SIS），由胡佛创建，最初用于在中南美洲开展反情报工作。然而初期执行时，由于派遣人员缺乏语言能力，行动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语言环境复杂的地区显得格外突兀。

随着美国参战，这一模式逐渐被调整并扩展。胡佛随后将特工派往伦敦，与英国军情六处MI6进行合作，而英国方面也正准备对本国相关问题采取类似措施。这种跨国情报合作逐渐形成雏形，并成为后续欧洲行动的基础。

在人员选择上，FBI强调必须具备流利的欧洲语言能力，很多人甚至是在欧洲长大或具有移民背景，以确保能够自然融入当地环境。相比一般特工，他们更接近“语言与文化双重渗透者”。

其中第一个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的是弗兰克·安普林，一位意大利移民后裔，原本是密歇根的律师，在珍珠港事件后加入FBI。尽管缺乏军事背景，他却被赋予重要任务，因为当时的构想是让这些特工以陆军身份行动，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军事训练与身份包装。

在这一体系逐步成型后，胡佛希望建立一支可以在盟军进入欧洲后立即展开行动的团队，专门处理潜在的“本国叛变者”问题。最终，他选定弗雷德里克·艾耶作为负责人，而唐纳德·多特斯则成为其副手，负责具体执行与协调。

谈及美国与法西斯合作的问题时，哈丁指出，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二战中的“合作者”主要来自欧洲或日本，例如“Lord Haw Haw”或“Tokyo Rose”，但事实上，美国国内在战前和战初也存在一定规模的亲法西斯与亲纳粹运动。

他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些大型集会甚至吸引上万人参与，现场出现纳粹标志与宣传元素，这说明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远比后来人们记忆中的更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后来参军或参与战争的人，可能在战前曾持有与法西斯相关的同情立场。

哈丁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信息自由法案向美国国家档案馆与FBI申请相关资料，但他发现部分文件依然被列为机密，甚至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仍存在大量遮蔽内容。他认为，这种持续的保密状态本身就值得探究，因为同一文件在英国或法国档案中往往是完整公开的。

他指出，在他审阅的材料中，有约135名美国人被列入调查范围，这些人并非全部都是德国或意大利合作者，其中还包括法国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等复杂政治背景人物，反映出当时欧洲政治局势的高度混杂性。

在研究过程中，哈丁也分享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案，例如一名在美国活动的德国间谍，他以医生身份在纽约德国社区开设诊所，成功长期隐藏身份，被认为是极其有效的潜伏者之一。尽管他私生活复杂，但在情报行动中却表现得几乎无法察觉。

这名间谍后来在战争末期逃往奥地利，并在长期潜伏后被追踪，但相关记录在档案中出现大量缺失或涂黑。他虽然曾被审讯，但最终未被正式起诉，也未留下明确结局。

哈丁认为，这些未解细节以及档案中持续存在的空白，正是吸引他深入研究的原因，也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情报体系仍然存在的复杂性与隐秘性。

本文译自：militarytimes（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Museums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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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西班牙大帆船于1708年在海战中被英国舰队击中并发生爆炸沉没，船上装载着来自美洲多年税收积累的财富。专家估算，这批宝藏按今天的价值计算约高达170亿美元。尽管沉船早在2015年就被发现，但直到最近发表在《古物》杂志上的研究，才通过遥控潜水器近距离拍摄的影像，进一步确认其身份，并揭示了海底仍散布着数量惊人的金银钱币。

研究团队在高分辨率影像中辨认出一种被称为“cobs”的手工铸造硬币，这类钱币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美洲广泛流通，通常由金银锭直接切割而成，形状不规则。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硬币直径约1.3英寸、重量约27克，数量难以精确统计，但结合现场情况推测，整片沉船区域可能埋藏着约200吨黄金、白银以及未经切割的宝石。

影像还记录了硬币上的细节图案：一面刻有象征宗教权威的耶路撒冷十字，以及带有城堡与狮子纹章的盾徽；另一面则展示了海浪之上矗立的大力神之柱。这些特征不仅体现了当时的铸币工艺，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关键线索，例如波浪图案被认为是利马造币厂的标志，而边缘的刻印则来自负责检测金属纯度的鉴定师。

通过这些钱币的年代与特征，研究人员进一步缩小了沉船的身份范围。硬币的铸造时间不早于1707年，再结合遗址中发现的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中国瓷器，以及一门刻有1665年铭文的大炮，可以推断沉船发生在18世纪初期。此外，钱币来源指向秘鲁矿区，也与当时西班牙从南美向欧洲运输财富的历史路径一致。

这些线索与历史记载高度吻合。18世纪初，西班牙殖民当局将长期积累的税收财富集中，通过所谓的“铁坚地舰队”运往欧洲，而圣何塞号正是承担这一任务的主力舰之一。在1708年6月，这支舰队从卡塔赫纳出发不久，便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遭遇英国舰队袭击。激烈炮火最终引发船上火药库爆炸，这艘巨大的帆船瞬间沉入海底，连同其所承载的巨额财富一同消失。

研究人员认为，这次对钱币的细致分析，为确认沉船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也展示了钱币在海事考古中的独特价值——它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精确定位历史事件时间与背景的重要标记。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或许还能揭示更多关于这艘传奇沉船及其宝藏的秘密。

本文译自：popularmechanics（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Droneflyer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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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去年。来自海法大学的一个考古团队，在靠近河床的区域使用金属探测器进行例行扫描时，意外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铅制弹弓子弹。这枚弹丸距今约两千年，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其表面刻着的一个希腊语单词——“learn”（学习）。

相关研究随后发表在巴勒斯坦探索季刊上。研究人员推测，这个简单的词很可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某种更完整表达的缩写，例如“Learn your lesson”（好好吸取教训）。也就是说，这枚子弹不仅是武器，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明确的信息。

参与研究的考古学家迈克尔·艾森伯格在声明中提到，这种刻字可能反映出当时守城者的一种讽刺幽默——他们在抵御敌人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对方上一课”。换句话说，这既是一种攻击手段，也是一种带有情绪的表达。

从形制来看，这类弹弓子弹通常呈杏仁状。最早的样本多由石头或陶土制成，而到了希腊化时期，铅逐渐成为主要材料。这种改变并非偶然：铅更致密，体积更小，既提高了杀伤力，也更便于携带和投掷。使用时，士兵会将弹丸放入皮制弹袋中，通过甩动将其高速抛向目标。对于现代考古学家来说，铅制材料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它更容易被金属探测器发现，因此这类遗物往往更容易被定位。

在希波斯遗址中，研究团队一共发现了69枚类似的弹弓子弹，其中绝大多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但这枚刻有“学习”字样的弹丸却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尺寸略超过一英寸，更是该遗址中首次发现带有铭文的样本。相比之下，其他地区虽然也出土过刻字弹丸，例如带有“尝一口”或“接着这个”等直接挑衅意味的短语，但像这样带有“教育意味”的表达，此前并未出现过。

类似的例子也曾在雅典被发现。一枚同样拥有两千年历史的弹弓子弹上刻有带翼雷电图案，以及“接住”一词。研究者推测，这类文字很可能是古代士兵对敌人的一种心理挑衅，既是威胁，也是嘲讽，甚至带着一点戏谑意味——仿佛在说：“来吧，接住这个。”或者“记住这次教训，下次别再犯。”

回到这枚“学习”子弹本身，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一个更细微的语言特点。铭文使用的是古希腊语中的“中声态”，这种语态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意味着动作的发出者同时也是承受者。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词所传达的含义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仅是在命令对方“学习”，更像是在强调——“你需要为自己吸取这个教训”。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表达反而强化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至于这枚子弹究竟出自哪一场战斗，目前仍无法确定。研究人员指出，希波斯所在地区在希腊化时期经历了多次重要冲突。在城市正式建立之前，这里曾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设有山顶堡垒；而在公元前199年的帕涅翁战役中，塞琉古人击败托勒密军队，占领该地，并随后建立了希波斯城邦。也正因如此，这枚弹丸有可能参与过不止一场战斗。

从使用方式来看，研究人员推测，这颗子弹很可能是从城墙上投射出去，用于防御逼近的敌军。对弹丸表面的分析显示，它确实发生过撞击，并在冲击中留下了形变痕迹。不过，它究竟击中了什么，至今仍无从判断——可能是石块，也可能是士兵。正如艾森伯格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无法确定目标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它确实击中了某样东西。”

这样一件小小的文物，却让人得以窥见古代战场上的另一面。在冷兵器时代，人们不仅通过武器进行物理攻击，也会借助语言表达情绪，甚至在最紧张的对抗中加入一丝讽刺与幽默。两千年前的这句“学习”，或许并不是善意的劝告，而是一种带着锋芒的提醒——提醒对手，也记录下了人类在战争中的复杂情感。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amirali mirhashem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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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人类还没有统一的时间概念，更没有今天这种精确的计时方式。但到了18世纪末，一场试图“重塑时间”的大胆实验却在法国上演。1793年10月，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试图彻底改变人类对时间的理解。他们推出了一套全新的计时体系：一天被划分为10个小时，每个小时包含100分钟，每分钟再细分为100秒。这种十进制时间，是他们更广泛“去宗教化”和改革日历的一部分。

在这套新体系中，一周被改为10天，新的历法试图让时间变得更“理性”和统一。巴黎的一些市政机构甚至安装了专门的十进制时钟，官方活动也开始采用这种全新的时间记录方式。

然而，这场改革很快就暴露出严重问题。首先是技术上的困难：当时绝大多数钟表都基于传统的60进制体系制造，要完全改造成十进制极其复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阻力。人们已经习惯了现有的时间方式，而新的10天一周制度让劳动者的休息周期变得不适应，甚至引发了不满。最终，这套十进制时间体系只维持了一年多便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这样的“失败实验”最终没有改变世界？答案要从更早的文明说起。

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就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城市文明。他们不仅发明了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还建立了一套基于“60”的数字体系。这个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非常实用的计数方式。

人类的一只手有五根手指，而每根手指又有三个关节。如果用一只手的手指去数另一只手手指的关节，可以数到12；再用另一只手表示“组数”，可以数到60。这种方法在没有纸笔的时代极其方便，因此“60”逐渐成为他们数字体系的基础。

苏美尔人的这一套六十进制体系后来被广泛继承，并影响深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数字结构不仅用于数学计算，还逐渐渗透进天文学和时间测量中。因为“60”可以被2、3、4、5、6等多个数字整除，这使得它在分割时间时具有天然优势。

与此同时，古埃及人也在发展自己的时间概念。他们逐渐将白天和黑夜各划分为12个部分，形成了最早的“12小时”概念。虽然最初这些“小时”的长度会随着季节变化而改变，但这一结构为后来统一时间划分奠定了基础。

在古埃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这种划分方式逐渐传播开来。而古巴比伦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更精细的时间系统。他们不仅继承了六十进制，还将一天划分为更细的单位，并开始用于天文观测和记录。

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文明的知识在地中海世界汇聚。古希腊人吸收了巴比伦的天文时间系统，并将其用于科学和研究。这一体系逐渐演变，并通过罗马帝国传播到欧洲，最终成为现代时间制度的基础。

与此同时，测量时间的工具也在不断进步。从最早的日晷和水钟，到后来出现的机械钟，人类逐步提高了计时的精度。12世纪，机械钟的出现使得时间可以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更稳定的记录；到了16世纪，摆钟的精度进一步提升；18世纪，海洋航行需求推动了更精准的计时设备发展，使“分钟”和“秒”开始进入日常生活。

进入20世纪后，石英钟和原子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时间的精确度。原子钟利用原子振动作为标准，其精度高到数十亿年才可能出现一秒误差。如今，从GPS导航到互联网同步，几乎所有现代科技都依赖于这种极其精确的时间体系。

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结构，并不是某一时刻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不同文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苏美尔人的六十进制、埃及人的12小时制、巴比伦的天文观察、希腊的知识整合，以及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时间方式。

因此，即便在18世纪法国曾试图用更“理性”的十进制时间取而代之，这一尝试最终仍未成功。因为一旦一种体系被广泛使用并深深嵌入社会与技术之中，即便它并不完美，也很难被彻底替代。

时间，本质上是人类共同构建的一种工具。而我们今天的时间体系，正是数千年来无数选择、习惯与历史沉淀的结果。

本文译自：bbc（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Veri Iv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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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洛根从她的种植园逃离时，带走的只有自由的希望以及一匹名叫“老岩”的母马。而此时的洛格却急需钱财，于是她决定向这个早已获得自由的人讨要一笔钱。

在1860年2月的信中，洛格直言不讳地写道，她“决定把你卖掉”。她表示已经有人出价购买洛根，但她认为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让洛根自己掏钱买回“自己”。她要求1000美元作为补偿——按今天的价值大约接近4万美元。作为交换条件，她将放弃对他的“所有权”。

洛格在信中声称，因为洛根当年逃跑并带走母马，她不得不卖掉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亚伯和安——以及12英亩土地。她表示，希望用洛根寄来的钱把那块土地重新买回来。

如果洛根拒绝，她在信中威胁说会安排把他卖给另一位奴隶主。“你可以放心，不久之后你就会改变主意，”她写道，并补充一句，“你最好答应我的要求。”

然而洛根并没有被吓倒。这个后来被称为“地下铁路之王”的人，曾帮助大约1500名奴隶逃离奴役。他给前奴隶主回了一封措辞极其强烈的信，表示自己对这种要求“愤怒得难以言表”。

“你是想用恐吓让我在两件事之间选择吗——要么把钱给你，要么把我的身体交给奴隶制度？”洛根写道。

“那么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个提议只有难以形容的轻蔑与蔑视……我一根头发都不会动。我不会为了逃避你们的迫害而多喘一口气。我现在站在一群自由的人当中，感谢上帝，他们理解我的权利，也理解人类的权利。”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历史学家、《杰曼·韦斯利·洛根：叛逆的逃亡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F·墨菲表示，这封回信后来与洛格最初的信件一起被广泛转载。它很好地展现了洛根直率、激烈而坚定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既敢于从奴隶身份中逃脱，也敢于在后来为他人的自由而不断奋斗。

墨菲说，洛根曾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或作家”，但事实恰恰相反。“他表达能力非常强，每当他开口，总能说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洛根大约出生于1813年。他的母亲简——后来改名为樱桃——是一名黑人女性，原本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自由家庭，但后来被绑架并卖到南方成为奴隶。他的父亲是白人奴隶主大卫·洛格，也是莎拉·洛格的姐夫。奴隶制度下的性剥削十分普遍，奴隶主常常利用权力的不平等强迫这种关系发生。

在洛根还是孩子时，大卫把他、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卖给了另一位奴隶主。买家正是大卫的兄弟、莎拉的丈夫马纳萨·洛格。这个人以残忍著称。洛根后来回忆说，有一次马纳萨试图强迫他吞下一个破损的工具，把它塞进嘴里，直到“血从喉咙流下，从嘴里大量涌出”。

二十岁出头时，洛根终于决定逃离奴隶制。他和另一名奴隶约翰·法尼一起向北逃亡。他们先到达肯塔基州，随后越过俄亥俄河进入自由州印第安纳，最后在底特律分开。之后洛根继续北上，前往加拿大。

在这段艰难的旅途中，两人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包括波塔瓦托米族村庄、贵格会社区以及一些愿意冒险帮助逃奴的普通人。不过，洛根后来在1856年写给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一封信中回忆说，当时并没有真正成型的地下铁路系统帮助他。

“没有地下铁路把我送到汉密尔顿，”他写道，“那时白人还没有学会帮助远道而来的奴隶，也没有兴旺的黑人农民和工匠来欢迎我。”

洛根年轻时的昵称是“贾姆”。获得自由之后，他改名为“韦斯利”，以表达自己对卫斯理卫理公会信仰的认同，并在原本的姓氏“Logue”中加上字母n，变成“Loguen”，以区别于曾经的奴隶主。

在加拿大生活几年后，洛根于1841年回到美国，定居在反奴隶制情绪十分强烈的纽约州锡拉丘兹。他在那里成为非洲卫理公会锡安教会的一名牧师。

奥农达加历史协会的罗伯特·J·西林说，当时的锡拉丘兹就像地下铁路的重要枢纽。“这座城市就像一座中央车站，”他说，“各种行动都在这里发生，而洛根和他的同伴们始终站在最前线。”

尽管生活在北方的自由州，洛根仍然随时面临被抓捕并重新送回奴隶制的危险。1850年，美国通过了《逃奴法案》，要求北方各州协助奴隶州抓捕逃亡奴隶并将其送回原主人手中。

在洛根看来，他是一个生活在自由州的自由人。但根据法律，他依然被视为“财产”。国家地下铁路自由中心馆长斯蒂芬妮·M·兰普金解释说，当时很多人被奴隶猎人追捕。“一些奴隶贩子雇佣捕手，也有人专门去猎捕逃亡者，”她说。“法律也在支持这种行为——如果你没有能证明自由身份的文件，就可能被送回奴隶制。甚至帮助逃奴的人也会受到惩罚。”

洛根很快成为《逃奴法案》的公开反对者。1850年10月，他在锡拉丘兹市政厅面对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讲。

“我不尊重这条法律。我不害怕它。我不会服从它！”他大声宣告。

随后他继续说道：“这条法律禁止我，我也禁止它，以及那些试图把它强加给我的人。”

在他的呼吁下，与会者几乎一致投票，宣布锡拉丘兹将成为逃奴安全的“开放城市”。

洛根不仅言辞激烈，行动也同样大胆。他公开把自己在锡拉丘兹的家作为地下铁路的一个停靠点。据说他还专门扩建房屋，为逃亡者准备了额外房间，并在地下室放置双层床供他们休息。

他甚至公开宣传自己的工作，明知这样可能被逮捕，甚至被重新送回奴隶制。

1855年，他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上写道：“地下铁路从未像现在这样运转得如此顺利。我可以正式发言，因为我是地下铁路仓库的代理人和看守。”

兰普金认为，洛根的勇气非同寻常。与白人废奴主义者相比，黑人如果违反法律往往会遭到更严厉的惩罚。“他非常坦率，”她说，“这是一种公开的抵抗，是典型的公民抗命。”

尽管莎拉·洛格的信件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洛根一个“安全选择”——只要付钱就能彻底摆脱威胁——但他依然拒绝了。他甚至拒绝了朋友提出替他支付这笔钱的提议。

在洛根看来，用钱买自由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侮辱。正如兰普金解释的那样，他相信，“人必须为自由而斗争，而不是购买自由。因为自由是上帝赋予的权利。”

墨菲认为，这样的决定其实非常冒险，但也充满原则。“很多人反对购买自由，但现实往往迫使人们做出妥协，”她说，“不过洛根当时在锡拉丘兹拥有一个支持他的社区，这让他感到相对安全。”

洛根始终认为，自己遵循的是比宪法更高的法律——上帝的法律。

在反奴隶制运动中，他被视为激进派人物。历史学家西林指出，洛根甚至在必要时主张使用暴力来推动废奴事业。他与著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关系密切，在1858年的一封信中称对方为“亲密的朋友和兄弟”。一年后，布朗发动了著名的哈珀斯费里起义。

或许最能体现洛根行动精神的事件，是1851年的“杰瑞救援”。

那年10月1日，当局逮捕了一名自我解放的黑人威廉·亨利，人们通常叫他“杰瑞”。他在1849至1850年的冬天来到锡拉丘兹。逮捕他的人最初声称他涉嫌盗窃，但杰瑞很快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以逃奴的身份被拘留。

他试图逃跑，但很快又被抓回。

洛根和一位名叫塞缪尔·约瑟夫·梅的白人牧师领导当地的警戒委员会，制定了营救计划。当晚，约有2000到3000人聚集在关押杰瑞的警察局外。

隐藏在人群中的委员会成员开始用武器攻击建筑物，强行闯入。洛根后来在1859年的自传中写道：“这群士气高涨的人冲向救援，决心不论生死都要把杰瑞救出来。”

最终，他们成功把杰瑞救出，并在秘密安排下把他送往加拿大。

由于参与营救行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洛根和几位同伴也暂时前往加拿大避难。后来，共有26名参与“杰瑞救援”的人被起诉，但最终只有一人被判有罪，而那个人在上诉期间去世。

洛根一直活到1872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约59岁。他亲眼见证了南北战争的爆发，也见证了1865年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

在去世前两年，他还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获得了投票权——虽然在现实中，美国各州仍然长期限制黑人投票权，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洛根和妻子卡罗琳育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位女儿莎拉·洛根·弗雷泽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位获得医学学位的黑人女性。

洛根被安葬在锡拉丘兹的橡树林公墓，城市里的一座公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兰普金认为，洛根的一生不仅仅是一个人逃离奴隶制的故事。“他的经历不仅关乎个人解放，”她说，“更重要的是，他在思考整个社区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洛根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反复讲述——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如何掌握命运，并把这种力量转化为解放他人的故事。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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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卫生部门和美国疾病控制机构在一份公共卫生报告中指出，从2016年至2023年间，至少发生过三起商业渔船在新泽西近海打捞到化学战弹药的事件。这些被称为化学战弹药的物品，往往是在拖网或疏浚作业时被意外捞起。

在这三起事故中，至少有六名船员接触到了芥子剂。芥子剂是一种著名的化学战剂，会对皮肤和黏膜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接触后会出现疼痛、水泡甚至组织损伤。一名船员因为呼吸困难以及二度水泡烧伤，被送往急诊室观察治疗过夜；另一名船员伤势更为严重，被转送到烧伤中心接受治疗，不仅进行了皮肤移植，还需要后续的物理康复。

卫生官员指出，这些被打捞出来的化学战弹药至今仍对渔民以及食品安全构成威胁。由于海洋洋流、风暴活动以及海上工程施工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当年被倾倒的弹药早已不再停留在原始位置，很多已经随着海底环境变化漂移到未知区域，甚至远离最初记录的倾倒地点。

类似情况其实早有先例。早在2013年，就曾报告过中大西洋地区发生的三起类似事件。当时在特拉华湾作业的蛤蜊渔民曾告诉调查人员，他们偶尔会在渔获中发现旧弹药，而这些弹药往往带有明显的“大蒜味”，这种气味正是芥子剂存在的典型特征之一。

在最近报告的三起事件中，一起发生在2016年。当时一支渔船队正在大西洋城附近海域疏浚蛤蜊，捞起的物品通过传送带被送到船上分拣。一名船员发现其中混入了一枚可疑弹药，随后将其扔回海里。但在此之前，他已经接触到其中泄漏的化学物质，最终导致手臂出现严重烧伤，不得不接受皮肤移植治疗。

这起事件不仅带来了人员伤害，还影响了食品安全。由于事故上报存在延迟，与弹药一同被疏浚上来的蛤蜊已经进入加工环节。最终相关部门不得不召回192箱蛤蜊浓汤，并销毁另外704箱蛤蜊产品。

2017年，又发生了一起类似事故。一只装有20个硫芥子罐的完整箱子在长滩海岸附近被渔船捞起。这个箱子被渔具缠住，在拖拽过程中损坏了船上的分拣设备，三名船员因此暴露在危险物质之下。负责清理箱子的船员前臂被严重灼伤，出现二度烧伤。事后，为了避免食品污染，船上捕捞的5300蒲式耳海浪蛤蜊被全部消毒并销毁。

2023年，在开普梅附近海域又发现了一枚已经发生泄漏的化学战弹药。一名船员在将其重新抛回海中后，因出现呼吸困难和烧伤症状被送往急诊室，并在医院观察治疗一夜。

虽然把打捞上来的弹药再次丢回海中，理论上会增加未来再次被渔网捞起的可能，但相关卫生官员指出，在目前条件下，这似乎仍然是船员最安全的处理方式。根据美国现行法律，这些在海洋中存在数十年的化学战弹药通常被视为已经废弃和严重退化的物品，并不被当作需要立即回收处理的军事武器，因此也没有强制回收销毁的规定。

在现实情况下，渔船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前了解历史上已知的弹药倾倒区域，在船上准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一旦发现可疑弹药立即报告，并在人员可能接触后尽快寻求医疗救助。

处理此类事件通常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协作，包括海岸警卫力量、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渔业和海鲜产业相关单位，以确保人员安全和海产品供应链不受到污染。

本文译自：arstechnica，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Euan Cam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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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挤满了来自西方世界的重要人物。新刷过漆的日本军舰甲板上站着美国在亚洲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些当时最知名的记者、商人和教师。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名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很多人原本并不打算离开，只是因为六个月前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局势急剧恶化，他们被迫滞留在偏远地区，最终被集中送上这艘船。

当拖船把浅间丸慢慢引出防波堤、驶向横滨湾时，一小群仍然对日本抱有同情的和平主义者冒着引起他人不满的风险，高声喊出了“万岁”的口号。大多数乘客只是沉默地看着海岸线渐渐远去。离开日本之后，这艘船还将继续在亚洲几个港口停靠，接上更多盟军官员和平民，然后一路航行到非洲东海岸。

在那里，他们将与另一批人进行交换。另一艘船——瑞典豪华邮轮“格里普斯霍姆号”——正从北美和南美运送日裔人员前往同一个中立地点。双方计划交换人数相当的平民与外交人员。这是一项极为特殊的战时行动。

这场交换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简单的人员转移。超过一万名被关押在日本占领区的美国男女老少的命运，都寄托在这次行动是否成功。美国方面希望，如果这次交换能够顺利完成，也许未来还能进行更多类似的交换，让更多被困在战区的人回家。

然而，就在离港不久之后，船上的引擎突然停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锚链落入海水的声音。即将结束任期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C·格鲁走上甲板，对聚集在那里的记者们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们不会启航。”

他没有多解释，但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事情不对劲。外交电报正穿越大洋，在双方政府之间来回传递。日本方面突然指控美国秘密扣留了几名本应参加交换的重要人员，这被认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艰难谈成的协议。日本政府甚至威胁，如果情况属实，他们将取消整个交换行动。

在美国人看来，这更像是日本方面的又一次背信弃义。

格鲁站在甲板上，与几名乘客低声交谈，神情越来越凝重。他身材高大，气质优雅，浓密的眉毛和胡须让他看起来颇具贵族气质。登船之前，他和其他外交官曾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里度过一段相对舒适的时光。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位具有远见的工作人员预感到战争可能爆发，于是提前订购了大量物资，包括食品和酒类。这些储备让使馆人员在成为“皇帝的囚徒”之后，仍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

但使馆之外的世界却完全不同。

格鲁在外交界已经工作了四十年。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闭柏林使馆的混乱，也曾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那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成立的新共和国。他见识过各种政治欺骗与外交破坏。然而，这几天听到的一些故事，却让他感到震惊。

船上的不少人，在美国参战后不久就被日本方面逮捕。有些人在短暂审讯后被遣返回国，但另一些人则遭遇了更残酷的待遇。他们被关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长时间无法洗澡或使用厕所。有人遭受水刑，还有其他酷刑。审讯人员甚至威胁要处决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家人。

浅间丸停泊在横滨湾，日本海军的巡逻艇在四周警戒。船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各种消息在乘客之间传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听到了“可靠消息”。有人担心日本人会从船上挑选几个人带走。如果真的发生，他们会如何决定人选？会不会干脆取消整个交换？

一名记者甚至愤怒地表示，如果他必须回到日本的监狱，他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时间一天天过去，船仍然停在海湾里。直到6月25日午夜过后，停滞的第七天，沉寂的船只终于重新有了动静。引擎开始震动，像心脏一样重新跳动。附近的巡逻艇疯狂闪烁灯光，向船只发出行动信号。

格鲁在舱房里被声音惊醒。一块漂浮的木板撞在船舷上，他意识到空气中的气氛已经改变。船正在缓缓移动——他们终于出发了。

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日本政府最终勉强同意继续交换，但提出一个条件：美国必须保证，在下一次交换中，将那些被日本列为优先名单的人包括在内。尽管协议达成，但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信任可言。

夜已经很深，大使需要休息。但现在还远远不是庆祝的时候。只要美国人还没有抵达非洲，并安全登上格里普斯霍姆号，他们就仍然处在日本控制之下。

船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威胁。无论是管家、女仆，还是普通船员。在格鲁的舱房门口，有人被提醒：交谈时只能谈最无关紧要的话题。

格鲁甚至怀疑自己房间天花板的灯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他的行李箱里锁着七份长达60页的报告，这是他和同事们在被软禁期间秘密写成的。他们把这些文件藏在衬衫下面，偷偷带上了船。

这份报告直言不讳地分析了二战爆发前美日双方政府的错误决策，也记录了格鲁为避免战争所做的最后努力。

浅间丸正航行在战火蔓延的海域。船体两侧绘着醒目的巨大白色十字标志，提醒各国海军这是受国际协议保护的遣返船只。美国、日本以及各自的盟友都承诺为这类船只提供安全通行，并事先交换了详细的航线和船只特征信息。

然而战争从来不会完全遵守规则。就在前一个月，日本的轴心盟友德国击沉了一艘医院船。虽然这明显违反国际法，但在混乱的战争中，这样的规则往往难以真正得到尊重。

随着浅间丸加速航行，船员命令所有乘客离开甲板，返回舱室。海岸线早已消失在黑暗中。离开日本的那一刻，人们终究没有看到那座传说中的山峰。

后来有人说，这段航行只是更大故事的开始。这场鲜为人知的外交行动，通过两次复杂而艰难的交换谈判，最终让将近三千名被日本扣押的盟军平民得以回到自由世界。但这背后，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代价。

很多被交换的人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回到了“家”。一些人被送往他们已经离开多年、甚至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尤其是生活在北美和南美的日裔——面对的是一种残酷的选择。

在战争气氛高涨的年代，他们常常被视为敌人。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在新的国家扎下根来，拥有家庭、事业和生活。当“遣返”成为选项时，对很多人来说，那其实并不是选择。

这些人中，有纽约作家，有被关押在香港的英国间谍的恋人，也有被指控在北海道从事情报活动的美国教师。还有来自秘鲁、试图摆脱贫困的日裔理发师，以及一个热爱《青蜂侠》广播剧、喜欢钓鱼和参加童子军的日裔美国少年。

他们来自不同背景：移民、旅行者、官员、冒险者、讲述故事的人、传教士、民族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战争不是他们发动的，却把他们从原本的生活中带走。这些被交换的人跨越了超过两万海里的距离，穿越三大洲和四大洋，踏上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旅程。

这段旅程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时令人意外，有时令人悲伤，也有些故事至今仍难以解释。正是在这些曲折、充满怀疑却又极具戏剧性的外交交易之中，他们最终获得了回家的机会。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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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年4月12日深夜，英国皇家海军舰船HMS Wager号正被困在这片水域中央。狂风撕扯着帆布，船体在黑暗中剧烈震颤，桅杆吱嘎作响。值夜的炮手约翰·布尔克利站在风暴里，他见过风浪，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海。一堵巨浪压顶而来，整艘船连同160名船员瞬间被冰冷海水吞没，布尔克利本人也被冲过后甲板。海水退去时，船还在，但所有人都明白，这趟航程已变成生死赌博。

Wager号并不是孤独行动。一个月前，它与另外七艘英国军舰组成中队，从英格兰出发，执行一项针对西班牙在南美西岸殖民据点的秘密军事任务。这次远征由乔治·安森准将指挥，背景则是两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史称詹金斯之耳战争。

所谓“詹金斯之耳”，源于一桩被政治放大的事件。1731年，一名英国商船船长在西班牙巡逻船检查中受伤，耳朵被割裂。多年后，这起旧事被英国政客重新翻出，成为向西班牙开战的理由。事实上，走私与海上摩擦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帝国之间的竞争，使这件事成为引爆冲突的借口。

安森的舰队原计划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袭击西班牙在南美的利益。然而，出发前舰队便问题重重。英国海军长期缺乏维护，部分船只年久失修；为补足兵员，海军甚至通过强制征募和平民压榨制度拉人上船，还从所谓“伤残军团”中调来大量年老体弱的退伍军人。这些人许多连甲板都站不稳，更不用说在暴风海域操作索具。

远航刚开始，坏血病便迅速蔓延。水手们牙齿脱落，皮肤出血，四肢肿痛，却无人真正理解病因。维生素C缺乏这一生理事实，当时尚未被掌握。Wager号的舰长丹迪·基德便死于疾病，代理指挥权落到大卫·奇普手中。

1741年3月，中队进入德雷克海峡。这里的纬度接近南极圈，环绕地球的南极环极流在此收窄，形成更加汹涌的急流。向西航行意味着逆风逆流，只能通过反复“之”字形转向缓慢前进。舰队在暴风雨中逐渐分散，彼此只能偶尔远望。

Wager号的状况尤其糟糕。风暴中折断了一根桅杆，船速与操控能力大幅下降。舰长病倒，船员体弱，补给消耗严重。随着时间推移，船只向南漂移得越来越远，气温骤降，甲板结霜。军官们只能依靠推算航法估计位置，但在如此极端环境下，误差不断累积。

5月初，他们判断已向西推进足够距离，于是转向北北西。然而，这一判断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几天后，船员在昏暗晨光中发现前方出现陆地——那本不该存在。原来夜间洋流将船只带入南美西岸一处未绘制的大型海湾。船只受损严重，转向迟缓。凌晨时分，船体猛然撞上岩石。第一次冲击将它弹开，第二次却击穿船体。海水汹涌灌入，货舱内物资倾覆，舵被折断。最终，Wager号卡在两块岩石之间，动弹不得。

天亮后，幸存者陆续登岸。他们发现自己身处荒凉孤岛，后来被称为“Wager岛”。岩石、沼泽、零星灌木，几乎没有可用资源。最初几天内，已有多人因寒冷与伤病死亡。船上幸存者约一百四十人，士气却迅速分裂。

补给成为核心问题。军官们组织打捞，从残骸中拖回食物与酒类。然而部分水手在船上发现大量酒后拒绝上岸，宣称沉船意味着军纪失效，不再受舰长约束。醉酒与争吵迅速蔓延，甚至有人用大炮朝岸上开火。奇普船长不得不持枪震慑，局势才暂时平息。

荒岛生活愈发残酷。野生芹菜与贝类成为主要食物。有人企图逃离，消失在海面上。尸体被海浪冲回岸边，成为恐怖景象。饥饿、寒冷与绝望交织，营地中逐渐出现派系对立。

就在此时，他们与当地土著人发生接触。这些体格健壮、衣着简朴的居民最初谨慎观望。英国人用镜子与布料交换食物。土著人曾带来羊与狗，后者很快被饥饿的水手烤食。短暂的交易未能长期维持，当地人最终离开。

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奇普坚持向北寻找安森舰队，继续战争任务；炮手布尔克利则主张南下，经麦哲伦海峡返回大西洋，再前往葡萄牙控制的巴西。双方围绕未来路线展开激烈争论。长艇被改装加长成双桅帆船“Speedwell号”，成为唯一逃生希望。

1741年6月，一场争执导致见习军官科曾斯被奇普当众开枪射伤。尽管伤势并非立即致命，他却在恶劣环境中因感染与寒冷去世。这一事件成为压垮信任的关键。越来越多军官认为奇普已不再适合指挥。

8月底，军官们召开会议，要求船长签署南下返航协议。奇普拒绝。营地几乎爆发哗变。最终在妥协与让步中，船长口头同意南行。但不久后，军官们仍以“押解回国受审”为名将其拘捕。

9月中旬，改装完成的Speedwell号装载幸存者启航南下。奇普与少数支持者被留在岛上。离别时，布尔克利仍承认奇普的勇气与航海能力，只是认为他在此情境下已失去判断力。

离开的队伍共七十余人，分乘主船与小艇，向未知的南方海域前行。风暴依旧，航程漫长，而荒岛上的人则面临另一种命运。Wager号的沉没，不只是一次海难，更是一场关于权威、恐惧与生存本能的试炼。在帝国的战争背景之下，一群被抛入极端环境的人，不得不在纪律与自保之间作出选择。

本文译自：damninteresting，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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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岛移民站自1892年在纽约港启用，负责接收并审查大量抵达美国的三等舱乘客，其中包括严格的体检程序。今天，约有40%的美国人至少有一位祖先曾经通过这里进入美国。每年约370万名游客参观自由女神像国家纪念地（包括埃利斯岛），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移民站曾拥有一所规模庞大的医院，设有多达750张床位。

1891年除夕夜，爱尔兰少女安妮·摩尔乘蒸汽船抵达纽约，成为首位在埃利斯岛接受正式处理的移民。1892年至1954年间，超过1200万人从这里踏上美国土地。每年，多达16,000名被怀疑患病或身体虚弱的移民被送入医院，以防止麻疹、白喉、沙眼、癣、肺炎、性病、结核病甚至精神疾病等在拥挤人群中传播。住院时间从几天到数月不等。移民局最初隶属财政部，后归商务与劳工部管理，拥有是否允许治疗或驱逐的最终裁量权。若病人无力支付费用，或被认定为“不可治愈”、可能成为公共负担，通常会被遣返，除非家属缴纳约500美元保证金。总体而言，约13%申请医疗救助的移民被拒绝。

1897年，一场火灾烧毁了原有移民大厅与医院，促使当局不仅重建设施，还填海造出第二座岛屿专供医院使用。2026年3月将迎来这所第二医院关闭75周年。致力于保护遗址的非营利组织“拯救埃利斯岛”负责人表示，医院是移民故事最具人性温度的部分——那里有被迫分离的母亲、与疾病搏斗的父亲，以及等待命运裁决的家庭。

1902年，一座三层砖石医院启用，设有125张床位。同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命威廉·威廉姆斯为移民专员，整顿腐败与低效。他要求官员必须以善意与体谅对待移民，并指出医院设施远远不足，亟需扩建。由于床位紧张，当局一度将患者转送岛外医院，但担心监管松散。到1911年，医院已扩展为分布在两个岛屿上的23栋建筑，涵盖主医院、传染病楼、精神病房、实验室、太平间、发电厂与消毒洗衣房等。未来的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曾在1907年至1910年间在此担任翻译，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

乔拉基安被确诊为沙眼，被列为“A级疾病”，意味着高度可能被驱逐。他是在逃离亚美尼亚大屠杀途中感染的，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驱逐与屠杀造成多达120万人死亡。他的亲人被杀，妹妹被掳往巴格达。1915年起，他与母亲历经五年辗转，寻找已于1912或1913年移民美国的父亲。沙眼已侵蚀他的一只眼睛视力。父母恳求允许治疗，避免遣返。移民局批准治疗，但费用需自付。

负责护理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医生与护士训练严格，须通过艰难考试。护士多未婚，住在岛上，每周六天工作11小时，防止交叉感染是重中之重。1913年，一名猩红热患者试图投海自尽，护士安娜·奥尔森跳入纽约港将其救起，展现出专业与勇气。

1912年，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受邀测试移民智力，他的结论后来被否定，但加剧了对移民“智力低下”的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移民锐减，医院被军方接管，用于治疗伤兵。1919至1920年“红色恐慌”时期，埃利斯岛成为拘留怀疑激进分子的场所。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曾在被驱逐前在此求医，并回忆移民被关押时的拥挤与不安。

1921年起，国会通过配额法限制欧洲移民人数。亚美尼亚移民配额从上万骤降至百余人。乔拉基安的治疗过程漫长且痛苦，在抗生素问世前治愈率仅约20%。医生用硫酸铜涂抹并刮除病灶，反复数月。家庭每天支付3.25美元，在当时平均周薪29美元的情况下负担沉重。

在埃利斯岛62年运营期间，仅约2%的移民被驱逐。乔拉基安不在其中。九个月后，他被宣布康复，获准入境。此后他结婚生子。二战期间，医院为商船水手与军人服务，并再次充当拘留中心。1892年至1951年间，约276,000名患者在此住院，399名婴儿诞生，4,963人去世。

1951年3月1日，医院关闭。三年后移民站也停止运作。1956年政府曾考虑出售土地，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提议建设未来城市，但未获采纳。1965年，总统林登·约翰逊将其纳入国家纪念地。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曾提出拆除多数建筑建纪念碑的构想，也未实现。最终在汽车业巨头李·雅科卡筹款支持下，移民大厅得以修复。1990年，埃利斯岛国家移民博物馆向公众开放。1999年成立的“拯救埃利斯岛”持续保护医院遗址，并举办“安全帽”导览与教育活动。

1990年，乔拉基安带着儿子重访故地。站在医院前，他流下眼泪：“他们救了我的命。如果没有来到埃利斯岛，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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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术界鲜有学者认为黑人历史值得研究。伍德森与其他学者一样，遭遇了历史书中对黑人历史的忽视与歪曲。正如史密森学会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的策展人萨米尔·梅盖利所说，伍德森面对了学术界的偏见，黑人历史几乎从未被视为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内容。他因此被称为“黑人历史之父”，并致力于纠正历史学界对黑人历史的偏见。

伍德森的奋斗始于他的少年时代。在吉姆·克劳时代的南方，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前奴隶家庭，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他从母亲和父亲那里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他的父亲曾在内战期间为联邦军作战，之后在农场工作，逐渐积累财富。伍德森虽然要帮忙家里的农活，却从不放弃对教育的渴望。20岁时，他终于进入高中，并在不到两年内完成学业，随后进入贝里亚学院、芝加哥大学，并最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继W.E.B.杜波依斯之后第二位获得该校历史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

伍德森学术生涯中的许多挑战都与他面对的种族偏见有关。尽管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所学的知识仍然受到种族主义白人历史学家的限制。当他被教授爱德华·钱宁告知“黑人没有历史”时，伍德森愤而接下了挑战，力图证明这一观点错误。这段经历激发了伍德森决心为黑人历史辩护的使命。

在学术界之外，伍德森感到黑人历史资源的匮乏，尤其是在美国历史学界。他于1915年创立了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现为非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ASALH），并着手建立专门的黑人历史学术资源。这一组织的创立不仅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求，更是为广大黑人群体提供历史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贡献。

伍德森还通过创建期刊和出版物，如《黑人历史杂志》和《黑人历史公报》，推动了黑人历史的传播与普及。他认为，向黑人群体揭示自己历史的重要性，可以帮助他们消除长期以来的自卑心理，并激励他们为自己的身份和文化感到自豪。

1926年，伍德森宣布设立首个黑人历史周，并将活动定在亚伯拉罕·林肯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日之间。这一庆典旨在弥补长期以来忽视黑人历史的教育空白。虽然最初规模较小，但伍德森的愿景远大，他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推动美国教育体系中更全面地融入黑人历史，并将黑人历史纳入各级教育的核心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历史周的庆祝活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社区开始参与这一活动。到了1940年代，庆祝活动变得更加盛大和专业，教学材料和课程包被广泛传播。直到1976年，ASALH推动美国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正式宣布将黑人历史周扩展为黑人历史月，成为每年二月的全国性庆祝活动。

伍德森的努力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历史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审视黑人群体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伍德森的作品至今仍在为后人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示，尤其是他对黑人历史学科的建立以及黑人群体历史自觉的推动，成为他毕生最大的成就之一。

他的一生虽然未必充满温暖的个人关系，但他对黑人历史的执着和贡献却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伍德森的遗产依然活跃在全球的黑人历史月庆祝活动中，提醒我们了解过去，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本文译自：smithsonianmag，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由非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提供，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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