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却始终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医疗条件改善、营养水平提高以及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大幅延长。活到七八十岁如今并不罕见，百岁老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当年龄继续向上攀升，情况就会突然发生变化。

能够活过100岁的人已经属于少数，而真正超过110岁的人，则被称为“超级百岁老人”。他们是人类寿命分布中极其特殊的一群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少超级百岁老人并不是长期躺在病床上度过晚年，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之前，都保持着相对良好的身体状态，很多常见的老年疾病似乎被他们推迟到了非常晚的时候。

这也让科学家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他们只是比普通人更加幸运吗？

还是说，在他们的身体里，真的存在某些能够帮助抵抗衰老和疾病的特殊生物机制？

近年来，科学家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些极端长寿的人群。与其研究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能够活到80岁，不如反过来观察那些能够活到105岁、110岁甚至更高年龄的人，因为这些人的身体很可能把人类健康衰老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些秘密放大了出来。

最新研究进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免疫系统。

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能够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的免疫细胞。

科学家发现，一些超级百岁老人的血液和免疫系统中，可能存在数量和活性都比较特殊的“杀伤性”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并不是简单地负责抵御普通感染，它们还能够寻找身体里出现异常变化的细胞，并在必要的时候将其清除。

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细胞会经历越来越多的损伤。

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进行大量活动，DNA也会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损伤能够被修复，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被完美解决。随着年龄增长，细胞修复能力、免疫监视能力以及组织维持能力都会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异常细胞如果没有及时被发现，就可能继续生长、积累更多突变，最终发展成癌细胞。

从这个角度看，衰老与癌症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年龄越大，癌症风险通常越高。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个人活得越久，体内细胞经历的分裂次数越多，积累异常变化的机会也越多。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也会出现所谓的“免疫衰老”，也就是部分免疫细胞的数量、功能以及反应方式发生变化，身体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力可能随之下降。

然而，超级百岁老人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这条规律。

他们不仅活得非常久，而且能够在如此漫长的生命过程中避开许多严重疾病。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会患病，而是说明他们的身体可能拥有更加有效的防御机制。

研究人员正在尝试通过分析这些人的血液、免疫细胞以及基因信息，寻找这种特殊能力背后的原因。

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现象，就是某些超级百岁老人拥有异常丰富或者活跃的细胞毒性免疫细胞。这类细胞可以把人体内部出现的问题看成一种“巡逻任务”：它们不断在身体中寻找感染细胞、异常细胞以及可能发生恶变的细胞。一旦确认目标存在危险，它们就可以启动攻击机制，让这些细胞停止活动甚至死亡。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那么免疫系统就像城市里的警察、消防员和安全监控系统。

年轻的时候，这套系统通常运行得比较高效。

但随着时间推移，监控设备可能老化，巡逻人员可能减少，反应速度也可能下降。于是，一些原本应该被及时处理的问题开始有机会积累。

超级百岁老人可能拥有一套不同寻常的“安保系统”。

他们的免疫系统也会衰老，但某些关键防线似乎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活跃状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寿命”这个概念。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把人的生命长度从80岁延长到100岁，而是让一个人在更长时间里保持健康状态。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在60多岁就开始出现严重慢性疾病，之后依靠各种治疗手段勉强维持几十年，那么这种延寿方式和一个人在90岁、100岁甚至更高年龄仍然拥有较好身体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超级百岁老人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恰恰在于他们可能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逃过死亡”，而是似乎把很多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推迟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科学家过去曾经从很多方向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

遗传因素当然是其中之一。

能够活到极高年龄的人，往往并不是完全依靠生活习惯。研究显示，极端长寿与遗传背景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不过，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长寿基因”，也没有发现只要拥有某个基因就可以保证活到110岁。

真正的情况可能复杂得多。

一个人的寿命可能受到成百上千种遗传变化影响，而这些遗传因素又会与饮食、环境、生活方式、疾病经历以及医疗条件相互作用。

换句话说，长寿更像是一张复杂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关。

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超级百岁老人如此困难。

能够活过110岁的人本身就非常少，而能够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中获得足够数量的样本更加困难。科学家不仅需要确认这些人的年龄真实可靠，还需要获得血液、组织以及完整的健康信息，并将他们与普通老年人进行比较。

在过去，这类研究受限于技术条件。

如今，基因测序、单细胞分析和免疫学技术的发展，让科学家能够更加精细地观察人体。

过去研究人员可能只能知道“某类免疫细胞增加了”。

现在，他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细胞到底是什么类型、来自哪里、携带哪些分子标记、使用哪些基因，以及它们在面对异常细胞时到底表现出怎样的功能。

这种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科学家研究衰老的方式。

过去，人们常常把衰老理解成一个整体性的、不可避免的下降过程。

年轻的时候，身体强壮；年龄增长之后，器官逐渐衰退；最终生命系统无法继续维持。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衰老其实并不是所有系统同时、均匀地变差。

有些功能下降得很快，有些功能可以保持很久。

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不同组织、不同细胞的衰老速度都可能完全不同。

有些超级百岁老人可能并不是“整个身体都比别人年轻”，而是在某些极其关键的系统上保持了异常出色的功能。

免疫系统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点也与癌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联系起来。

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并不是想怎么生长就怎么生长。

细胞必须接受严格的调控。什么时候分裂、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死亡，都受到复杂的生物机制控制。

癌症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调控失效了。

异常细胞开始不断增殖，甚至能够改变周围环境，为自己争夺更多营养和血液供应。随着肿瘤不断发展，它会逐渐摆脱人体正常的控制机制。

因此，人体必须拥有持续不断的“癌症监视系统”。

免疫细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们能够识别一些异常细胞，并在这些细胞形成明显肿瘤之前将其清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身体每天可能都在进行大量我们无法察觉的“安全检查”。

绝大多数异常情况可能都在早期被处理掉了。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这些过程根本不会产生明显症状。

而年龄增长之后，这种监视能力可能逐渐下降。

如果超级百岁老人能够在极高年龄依然保持较强的免疫监视能力，那么这或许就是他们能够避开某些严重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科学家对此依然保持谨慎。

发现一种相关现象，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了长寿的真正原因。

例如，一个人在110岁时拥有更多某种免疫细胞，并不能直接证明正是这些细胞让他活到了110岁。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这些人活得特别久，他们的身体才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免疫状态。

到底是“特殊免疫系统带来了长寿”，还是“极端长寿导致了特殊免疫系统”，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回答。

这也是现代生命科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科学家需要通过更多样本、更多实验以及长期追踪来确认真正的机制。

不过，即使最终证明这些免疫细胞确实与超级长寿密切相关，它也并不意味着人类马上就能制造出一种“长寿药”。

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

如果简单地增加某类免疫细胞，未必一定是好事。

免疫系统太弱，会增加感染和癌症风险；但免疫系统如果长期过度活跃，同样可能造成问题，甚至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可能并不是“让免疫系统越强越好”，而是寻找一种更加精确的平衡。

让它在需要的时候迅速发现危险，又能够在危险消失之后及时停止。

这与现代医学正在发展的精准免疫治疗理念非常接近。

未来，如果科学家能够弄清楚超级百岁老人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特殊的免疫平衡，那么这些机制或许能够为一些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尤其是癌症。

癌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一大类由不同细胞、不同突变和不同机制导致的疾病。因此，未来的治疗不太可能依靠一个万能方案解决所有问题。

但如果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人活到110岁仍然能够有效清除异常细胞，也许就能帮助科学家找到更加有效的癌症预防策略。

与此同时，研究超级百岁老人还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的身体会衰老？

从进化角度来看，生命并没有被设计成无限期运行的机器。

自然选择更关心的是一个个体能否在年轻时期生存下来、繁殖并留下后代，而不是它能否在100岁以后继续保持最佳状态。

因此，一些在年轻时期非常有利的生物机制，到了晚年可能反而会产生副作用。

例如，促进细胞生长和修复的机制在年轻时期非常重要，但如果长期保持高度活跃，又可能增加异常增殖的风险。

身体为了防止癌症，会限制某些细胞无限分裂；但这些保护机制随着年龄积累，又可能与衰老过程产生联系。

人体其实一直在各种生物学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既要快速生长，又不能无限生长；既要保持免疫反应，又不能让免疫系统失控；既要修复损伤，又必须避免异常细胞无限繁殖。

这些机制在年轻时期可能达到一种非常精妙的平衡。

但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之后，系统不可避免地会承受越来越多压力。

超级百岁老人之所以特殊，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复杂的平衡中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稳定性。

他们并不是完全停止了衰老。

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在某些关键环节上的衰老速度更加缓慢，或者拥有更加有效的补偿机制。

这也让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寿命上限”这个概念。

目前有明确记录的人类最长寿命是122岁，由法国女性让娜·卡尔芒创造。她在1997年去世，此后虽然不断有人声称自己活到了120岁甚至更高，但经过严格验证的案例依然极少。

这意味着，即使现代医学已经让百岁老人越来越多，人类真正突破120岁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110岁的人数并没有像普通百岁老人那样随着整体寿命延长而同步增加。

这似乎暗示着，人类可能存在某种更加深层的生物学限制。

如果未来真的想让人类大规模突破110岁甚至120岁，仅仅改善饮食、治疗心脏病或者控制血压可能远远不够。

科学家需要直接干预衰老本身。

而这也正是当前衰老研究最令人兴奋、同时最充满争议的领域之一。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衰老细胞、DNA损伤、线粒体功能、干细胞、表观遗传变化以及免疫系统等多个方向。

其中一些实验已经在动物身上取得了令人关注的结果。

例如，研究人员发现，衰老细胞会在体内积累，它们虽然不再正常分裂，却可能持续释放影响周围组织的信号。动物实验中，选择性清除这些细胞有时能够改善健康状态，甚至延长寿命。

但动物实验距离真正用于人类，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

同样，对于超级百岁老人免疫系统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找到一种细胞，就能让所有人活到110岁”。

真正的价值在于发现规律。

如果这些极端长寿的人群反复呈现某些共同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就可能成为研究人类健康衰老的重要入口。

也许未来的医学不会再只问“这个人得了什么病”，而会进一步问：“这个人的衰老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思路的变化非常重要。

传统医学主要是在疾病出现以后进行治疗。

而衰老科学更加关注疾病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集中出现。

心血管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代谢问题看起来是不同的疾病，但它们都与年龄存在密切联系。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衰老机制，就有可能同时降低多种疾病的风险。

超级百岁老人正好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窗口”。

他们的身体经历了普通人更长时间的考验，却没有按照通常的轨迹迅速衰退。

研究这些人，就像是在研究一台运行了一个多世纪却仍然没有完全失灵的复杂机器。

科学家想知道的，不只是它为什么还能运转，更想知道哪些零部件发挥了关键作用。

目前看来，免疫系统可能是其中一块重要拼图。

特别是那些能够快速发现并杀死异常细胞的免疫细胞，可能帮助这些极端长寿者在漫长生命中保持更强的疾病防御能力。

但这块拼图显然还远远没有完成。

基因、免疫、代谢、细胞修复、DNA损伤、生活环境以及随机因素，都可能共同参与其中。

长寿从来不是一个单变量问题。

一个人能否活到110岁，很可能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后的结果。

因此，与其期待科学家找到一个神奇的“长寿基因”或者一种能够让人永远年轻的药物，不如更加现实地看待这项研究。

科学真正希望做到的，并不是简单地把生命拖得更长，而是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极高年龄依然保持相对健康。

如果未来能够从这些人身上找到可以复制的生物学机制，那么医学真正取得的突破，也许不是让所有人都活到120岁，而是让更多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健康，尽可能把疾病和身体衰退推迟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百岁老人并不仅仅是一些“活得特别久的人”。

他们更像是自然界送给科学家的一组特殊样本。

他们的身体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考验，也经历了无数次细胞损伤、感染、炎症以及环境变化，却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秩序。

而现在，科学家正在一点点打开这些人的身体密码。

如果未来的研究最终证明，某些超级百岁老人确实依靠更强大的免疫监视能力来抵御癌症和其他年龄相关疾病，那么这将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人类真正的长寿秘诀，可能并不在于让身体永远停止衰老，而在于让身体拥有更强的能力去应对衰老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衰老或许无法被简单地“关闭”，但它所造成的损伤，也许可以被更有效地控制。

而那些活过110岁的人，正在告诉我们，人体自身可能已经拥有一部分这样的能力。

科学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它、理解它，并判断这种能力究竟能不能被安全地复制到更多普通人的身上。

这条路仍然很长。

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知道，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人类为什么会老”，而是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加令人期待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的身体，能够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没有轻易败给时间？

这个答案，也许就藏在我们每个人体内那些每天都在默默工作的细胞之中。

原文：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587-1

为什么有人能活到110岁？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拿一张纸，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以后，再写一次。然后继续写，不要停，连续写十遍、二十遍，甚至三十遍，而且尽量加快速度。

如果你真的坚持下去，写到中间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出现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明明还是那几个你认识了很多年的字母，它们却开始变得有些奇怪。你会发现，自己明明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可它读起来却越来越不像一个真正的词，更像是一组被反复复制、却已经不知道最初代表什么的符号。

甚至有那么短短几秒钟，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错觉：这个名字怎么突然不像自己的了？

它没有真的发生变化，纸上的字也没有变，你当然知道这是自己的名字，可大脑却暂时无法像平时那样自然地把它和“我”联系起来。

这种陌生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名字。

我们对“似曾相识”并不陌生。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场景，却突然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以前已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法语里把这种体验称作“déjà vu”，意思大致就是“已经看过”。

但它其实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镜像版本”。

那就是“jamais vu”。

它同样来自法语，直译就是“从未见过”。

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一个你明明非常熟悉的人、一句话、一个地点，甚至一个最普通的词，突然之间变得陌生起来。

你知道它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过去见过无数次，可就在那一刻，它就是“不对劲”。

比如，一个你每天都会见到的朋友突然站在面前，你可能会盯着他的脸看几秒，然后产生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感觉：这张脸怎么好像第一次见？

又或者，你已经写过成千上万次某个词，却突然觉得这个词的拼写有问题，甚至怀疑它根本不是这样写的。

音乐家也曾描述过类似的体验。

一个自己已经演奏过无数遍的乐段，平时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可某一次演奏时，它突然变得陌生。手指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失去了原本的连贯性。

更极端的时候，连非常熟悉的动作都可能暂时变得陌生。

研究这种现象多年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神经心理学家奥康纳就曾经描述过一次发生在驾驶过程中的体验。车辆正在行驶，可某个瞬间，原本已经熟悉到无需思考的驾驶动作突然失去了熟悉感，踏板和方向盘短暂地不像是自己一直在使用的东西。

这种感觉强烈到让她不得不停下车，把车辆驶到路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曾相识并不算特别罕见。很多人一生中都经历过几次，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反复出现。

但jamais vu要少见得多，也很少有人认真讨论它。

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竟然可以在实验室里人为地把这种感觉“制造”出来。

2023年，包括奥康纳以及长期合作伙伴、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认知神经心理学家克里斯·穆兰在内的研究团队，因为对这种奇怪现象的研究获得了伊格诺贝尔奖。

这个奖项的理念很特别：一些研究首先让人觉得好笑、荒诞或者不可思议，但随后又会让人开始认真思考。

他们获奖的实验听起来甚至有点简单得过分。

研究人员没有使用复杂的脑部扫描设备，也没有设计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

他们给参与者一支笔、一张纸，然后让他们不断重复书写同一个词。

实验对象包括94名本科生，研究人员准备了不同难度的英文单词，从非常常见的“door”，一直到相对少见的“sward”。

参与者要不停地把同一个词写下来。

写一次，再写一次。

然后继续。

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词开始变得“奇怪”的时候停下来。

结果相当有意思。

大约70%的参与者最终真的出现了这种体验，而且通常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平均下来，大约写33遍左右，就有人开始感觉这个词出了问题。

研究人员后来又做了另一个版本，这次甚至把任务简化到了只重复写“the”。

结果依然令人意外。

大约55%的人最终产生了类似的陌生感，而且平均只需要重复大约27次。

也就是说，一个最普通、最熟悉、每天都会看到无数遍的词，在被快速重复之后，也可能突然失去它原本的熟悉感。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参与者事后是怎么描述这种体验的。

有人说，自己看得越久，单词的意义反而越来越模糊。

有人形容，好像自己的手突然失去了控制。

还有人说，这个词听起来不对，甚至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真正存在的单词，可与此同时，又好像有人一直在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它确实是一个词。

这种体验并不只存在于实验室。

有参与者回忆起自己在考试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比如，他们明明正确地写出了“appetite”这样的单词，可写完之后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看它。

越看越觉得不确定。

最后甚至会开始怀疑：我真的拼对了吗？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很多人可能经历过，却从来没有想过给它一个名字。

心理学中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叫“语义饱和”或者“饱和效应”。

它描述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过程：当一个词、一张脸或者某个物体被你反复观察、反复思考太多次之后，大脑原本稳定的表征可能暂时失去熟悉感。

你并没有忘记这个东西是什么。

相反，你可能记得非常清楚。

但它原本自然而然携带的“意义感”，却好像被一点一点磨掉了。

一个词原本只是一个词。

你看到它，会自动理解它。

但当它被重复几十次之后，它可能不再首先代表一个意义，而只是变成了几个字母、几条线条、一种视觉图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想法。

而有意思的是，现代研究者花了很多年，才重新意识到他们正在触碰一个一百多年前就有人研究过的问题。

奥康纳和穆兰花了接近15年的时间研究jamais vu，并逐渐建立起现在这种实验方法。

后来他们却发现，早在1907年，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弗洛伊·沃什本就已经发表过非常相似的研究。

沃什本是心理学早期一位经常被忽视的人物。

她和伊丽莎白·塞弗兰斯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当一个人长时间盯着一个印刷出来的词时，这个词与它所代表意义之间的联系可能逐渐减弱。

她们甚至观察到，只需要持续注视一个单词大约三分钟，它就可能开始出现一种“崩解”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依然认识这些字母，却越来越难把它们当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理解。

过去，人们通常倾向于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大脑负责语言、记忆和意义的高级认知系统。

当你不断重复一个词时，大脑对它的意义产生了某种疲劳。

于是，词语虽然还在那里，意义却暂时被削弱了。

但2024年发表在《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的一项研究，让这个解释变得复杂了许多。

研究人员尝试把问题往大脑更底层的位置追溯。

他们建立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用来模拟视觉皮层的一部分功能。

视觉皮层负责处理许多非常基础的视觉信息，例如形状、轮廓和图案。

换句话说，它位于“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前。

研究人员随后不断把重复的视觉模式输入模型，观察模型随着重复次数增加，对这些图案进行分类的能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最开始，模型的表现会提高。

然后逐渐达到一个峰值。

接着，在输入本身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准确率开始下降。

模型只是不断地“看”同一种东西，却逐渐变得不那么擅长识别它。

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值得玩味。

研究团队因此提出，饱和效应可能并不完全是高级认知系统主动制造出来的结果。

它也可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

也就是说，变化可能早在视觉加工的较低层级就已经发生，而不是等到大脑完成语言理解以后才出现。

如果这个发现最终能够在人类大脑中得到充分验证，那么我们对于jamais vu的理解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你看到一个词突然变得陌生，也许并不是因为大脑先放弃了这个词的意义。

也许过程刚好相反。

可能是视觉系统首先开始对这个熟悉的图案产生不同的处理方式，随后更高级的语言和意义系统才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那种“这个词怎么突然不像个词了”的感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视觉加工本身。

而且，并不是所有人的饱和敏感度都一样。

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也可能影响这种现象。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产生饱和体验方面的敏感程度明显更低。

这说明，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在任何年龄、任何情况下，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重复刺激。

jamais vu还有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亲戚。

对于颞叶癫痫患者来说，这种突然出现的陌生感有时可能成为癫痫发作前的先兆。

患者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对一个原本熟悉的房间、一个熟悉的人脸，甚至周围整个环境产生强烈的陌生感。

有些时候，这种陌生感还会伴随着恐惧。

它不再只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错觉，而可能成为神经系统异常活动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饱和效应似乎也可能与强迫行为存在某种联系。

想象一下，你出门之前已经确认门锁好了。

你知道自己刚刚检查过。

可走出几步之后，你还是开始怀疑。

于是你回去，再检查一次。

门确实锁着。

你再次离开。

但很快，你又产生怀疑，只能第三次回去。

这种反复检查背后，可能存在一种与实验室里的饱和体验有些相似的机制。

当你不断检查同一个东西时，原本非常熟悉的确认感可能逐渐变弱。

门明明没有发生变化，可它就是不再让你产生“已经确认完毕”的感觉。

于是你再次检查。

然而，问题恰恰可能就在这里。

你越检查，那个熟悉的确认感反而越难维持，于是你又更加想检查。

最终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从一个词，到一张脸，再到一扇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体验背后，可能存在某些尚未被我们真正理解的共同机制。

当然，目前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饱和效应、语义转换效应以及jamais vu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属于同一连续机制的不同表现，以及视觉皮层的研究结果究竟会不会改变我们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科学家目前看到的，很可能还只是表面。

但这也正是这种现象最迷人的地方。

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处理数以万计的熟悉刺激。

自己的名字、熟悉的脸、走过无数次的街道、每天使用的物品、写过无数遍的单词。

平时你根本不会意识到，大脑正在默默告诉你：“这是我认识的东西。”

可当你把一个词重复几十次，把一张脸盯得太久，或者不断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熟悉的对象上时，这种自动运行的机制偶尔可能出现短暂的松动。

那个你认识了几十年、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认出来的名字，突然只剩下几笔奇怪的线条。

那个每天都会见到的人，突然像一个陌生人。

那个你刚刚还确信锁好的门，突然又无法带给你足够的确定感。

它们并不意味着现实真的改变了。

改变的，是大脑暂时处理现实的方式。

所以，下次当你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几十遍，突然觉得它看起来像某个陌生人的名字时，不必急着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

纸上的字也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你的大脑在重复、注意、识别和赋予意义的过程中，短暂地让一个原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一瞬间。

而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种奇怪的陌生感究竟是从大脑的哪一层开始发生的。

也许就在你盯着那个名字的下一秒，视觉系统、语言系统和记忆系统之间，正发生着一场你完全察觉不到的微小变化。

你只是看着自己的名字。

而你的大脑，正在让它暂时变成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dj-vu-has-a-stranger-lesser-known-opposite-and-scientists-may-have-just-found-where-it-starts

既视感的反面，更加诡异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在许多有详细记录的古代社会，人们通常会在天黑后不久进入睡眠。睡上几个小时后，大约午夜时分自然醒来，保持清醒一段时间，有的人会聊天，有的人会整理家务、照看火堆，甚至串门拜访邻居。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入睡，一直睡到天亮。这种睡眠模式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分段睡眠”或”双阶段睡眠”。

长期研究睡眠历史的学者罗杰·埃基尔奇曾翻阅两千多份历史文献，包括古代诗歌、医学著作、私人信件、法律记录等，甚至可以追溯到《奥德赛》时代。他发现，过去的人们经常提到”第一次睡眠”和”第二次睡眠”，但作者几乎不会专门解释这些词汇，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直到工业革命到来以后，人工照明逐渐普及，人们夜晚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睡觉时间不断推迟，原本分开的两段睡眠慢慢连成了一整晚。”一觉睡到天亮”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

因此，对于那些总是在凌晨三点左右突然醒来的人来说，也许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糟糕。很多人都会因为半夜醒来而担心，觉得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或者睡眠质量很差。但事实上，这种现象未必代表异常，它甚至可能只是人类长期保留下来的睡眠特征之一。

现代睡眠研究同样发现，人类的睡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连续状态。一整个晚上，睡眠会不断在不同阶段之间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大约持续90到110分钟，其中包括浅睡眠、深睡眠以及快速眼动睡眠。正常情况下，一晚通常会经历四到六个这样的循环。

深度睡眠主要集中在夜晚前半段，而到了凌晨以后，人体更多处于浅睡眠和快速眼动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因此凌晨醒来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事实上，大多数人每晚都会短暂醒来几次，只不过持续时间非常短，大脑没有留下记忆，所以第二天根本意识不到。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醒来后长时间无法再次入睡，或者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很多天，并开始影响白天的精神状态。

早在1992年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远离时钟和人工照明，在完全自然的光照环境下生活。结果发现，不少人的睡眠很快恢复成两段，中间自然出现一段清醒时间，然后再次进入睡眠。

后来，2017年一项针对马达加斯加农业社区居民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由于这些地区夜晚仍然较少依赖现代照明，当地居民依旧普遍保持着较明显的双阶段睡眠模式。

关于很多人口中的”凌晨三点突然清醒”，科学家也进行了不少研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皮质醇开始大量分泌。皮质醇是一种帮助人体提高警觉性的激素，在黎明前通常会逐渐升高，因此很多人认为它直接导致了凌晨醒来。

不过，2025年的一项研究采用皮下微透析技术，对两百多名受试者进行了连续监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检测醒来后的唾液样本。研究发现，无论受试者当时是睡着还是已经醒来，皮质醇都会按照相似的速度持续上升，并不会因为醒来而突然增加。

换句话说，人们过去认为的”皮质醇觉醒反应”，可能并不是醒来造成的，而更像是人体昼夜节律本身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醒来，这种激素依然会按计划逐渐升高。当然，研究人员也表示，不同人的情况差异较大，目前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当然，凌晨频繁醒来也并非都属于正常生理现象。有些人的睡眠中断确实与身体变化密切相关。

例如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下降，深度睡眠会减少，夜间潮热、盗汗以及激素变化带来的影响，都可能导致睡眠被反复打断。相关综述指出，这类睡眠问题会影响相当一部分更年期女性。

除此之外，夜间血糖变化也可能成为诱因。如果晚餐吃得过少、过早，或者长时间没有进食，夜间血糖下降后，身体可能释放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提高血糖水平。这种反应有时足以把人直接从睡梦中唤醒，在糖尿病患者身上更加常见，但普通人同样可能发生。

一些生活习惯同样容易影响整晚睡眠。即使下午喝下最后一杯咖啡，体内残留的咖啡因仍可能增加夜间醒来的概率。而酒精虽然会让人更容易入睡，却会破坏后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研究显示，即使只是饮用两杯标准酒精饮料，也足以让睡眠质量下降，而且饮酒越多，影响越明显。

真正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的，并不是偶尔凌晨醒来，而是醒来后的心理反应。如果躺在床上不断想着”为什么还睡不着””明天肯定没精神”，焦虑情绪会不断增强。连续几晚之后，大脑甚至会逐渐把凌晨三点与”保持清醒”建立联系，而不是与睡眠联系起来，这正是很多慢性失眠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睡眠专家也提醒，不要反复看时间。每次拿起手机或者看钟确认时间，都可能进一步强化焦虑，让大脑更加清醒。同样，一直躺在床上强迫自己睡觉，也容易让床与失眠产生错误关联。

相比之下，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更加重要。睡前减少蓝光刺激，避免摄入咖啡因和酒精，保持固定且放松的睡前流程，都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不少研究还发现，每天坚持固定时间起床，比刻意提前睡觉更有利于稳定人体生物钟。如果半夜醒来二十分钟左右仍然毫无睡意，可以暂时离开床，到光线较暗的环境做一些简单、枯燥的事情，等重新出现困意后再回到床上，这样有助于重新建立床与睡眠之间的联系。

对于长期受到失眠困扰的人来说，认知行为疗法目前依然是国际公认效果最稳定的方法之一，它能够帮助改善焦虑、调整错误的睡眠认知，并逐渐打破”醒来—焦虑—更难入睡”的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你偶尔在凌晨三点醒来，不必立刻认为自己出了问题。从历史、人类睡眠演化以及现代医学研究来看，夜间短暂醒来本就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真正值得重视的，并不是醒来的那一刻，而是它是否长期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以及是否因此陷入了越来越难入睡的循环之中。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your-3am-wake-ups-might-have-an-ancient-scientific-explanation

为什么很多人总在凌晨三点醒来？最新研究揭开了背后的真相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早在2005年，研究人员通过对人体头皮毛囊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卷发和直发之间的差异，在头发还没有长出头皮之前就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当头发还处于毛囊内部生长阶段时，它未来是卷曲还是笔直，就已经被毛囊的结构所决定。随着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毛囊如何塑造发质，也有了更加细致的认识。

目前的研究认为，每一根头发都是在皮肤下方的毛囊内逐渐生成，再缓慢从毛孔中生长出来。如果毛囊整体较为笔直，那么新长出的头发通常也会保持直线状态；而当毛囊呈现一定弯曲时，新形成的发丝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随之发生弯折，因此最终呈现出卷曲的形态。毛囊就像一个塑造头发外形的天然“模板”，不过它的工作原理远比模具复杂得多。

科学家进一步发现，毛囊两侧细胞的生长速度和成熟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一侧细胞分裂更快，另一侧则相对缓慢，因此组成头发的角蛋白以及其他结构成分在发丝两侧分布并不均衡。这种细微的不对称，使头发内部受力发生变化，更容易向某一个方向自然弯曲，最终形成卷发。而直发的毛囊则相对更加对称，因此发丝内部结构更加均匀，生长出来后也更容易保持笔直。

虽然关于卷发形成的机制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解答，但2019年的一项文献综述指出，相较于单根头发本身的粗细、硬度和质感，真正决定头发最终是卷曲、微卷还是笔直的，依然是毛囊的整体形状。头发一旦离开头皮，内部细胞便停止分裂和生长，只剩下由角蛋白组成的纤维结构，因此它会一直保持在毛囊内形成时所塑造出的形态，不会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毛囊本身的结构主要由遗传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的发质与父母或家族成员十分相似。事实上，毛囊并不仅仅是一个长头发的小孔，它内部包含干细胞、血管、皮脂腺等多种组织，共同负责头发的生长和营养供应。当发丝完全离开皮肤之后，它就成为由死亡角蛋白组成的纤维，不再具有生命活动，但它最终呈现出的形状，却早已在毛囊中被“定型”。

过去，人们常常习惯按照不同种族来划分发质，比如认为某些人群天生直发，另一些人群普遍卷发。然而现代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2019年的相关综述认为，无论拥有怎样的祖先背景，不同人群内部都存在丰富多样的发型类型，只不过某些卷曲特征在特定遗传谱系中出现的概率更高，因此才形成了人们的普遍印象。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演化出不同形状的毛囊，进而拥有各种不同的发质？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统一答案。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支持一种新的观点：头发的形态可能与人体散热能力密切相关。

2023年，一项实验利用热成像假人与真人头发制成的假发进行了模拟测试。研究人员将不同类型的假发，包括直发、自然卷和紧密卷发，分别佩戴在假人头部，并放置于恒温实验环境中接受模拟太阳辐射。实验结果显示，与没有头发相比，佩戴任何类型的头发都能减少头部吸收的热量，而卷曲程度越高，对阳光辐射的阻挡效果越明显。其中，紧密卷发表现出的降温效果最为突出。

这一发现说明，卷发或许能够在炎热环境下帮助头皮减少热量积累，提高人体的散热效率，从进化角度来看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当然，这一理论目前仍需要更多证据进一步验证，因为像头发这样的生物特征往往受到遗传、环境以及长期自然选择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演化过程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

总体来看，决定头发是直还是卷的关键，并非后天护理方式，而是隐藏在头皮之下的毛囊结构。随着科学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毛囊、生长机制以及发质形成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尽管关于头发演化的许多谜题仍未完全揭开，但科学家们正通过持续研究，逐步梳理其中的规律，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人类发质多样性的真正来源。

原文：https://www.sciencealert.com/curly-hair-starts-forming-even-before-it-leaves-the-scalp-scientists-explain

科学家揭开卷发形成之谜，答案藏在头皮下面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实验，希望弄清楚，当人们不断看到别人作弊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种社会影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完成一项与掷骰子有关的任务。在部分环节，他们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如实报告结果；另一部分则需要预测其他参与者会不会作弊。事实上，这些“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研究团队事先设定好的，用来模拟两种不同环境：一种是大多数人都会作弊，另一种则以诚实为主。

实验结果显示，当参与者不断接触到“不诚实”的社会环境后，他们自己选择作弊的概率明显提高；但进入“诚实”环境后，行为却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改善。这说明，不诚实行为比诚实行为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

进一步分析发现，人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道德观发生了根本改变，而是在决策过程中，对作弊行为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偏移。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不断看到别人违规时，大脑会逐渐降低对这种行为的心理阻力，使作弊看起来更加“可以接受”，从而提高实施类似行为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利用计算模型比较了多种解释方式。最终发现，最符合实验结果的是一种被称为“动态价值偏差”的机制。随着人们不断观察他人的行为，大脑会持续更新对周围社会规范的判断，并把这些信息纳入自己的决策过程中，而不是直接改变个人长期形成的道德偏好。

脑成像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研究发现，当参与者评估是否作弊时，外侧前额叶皮层会参与整合社会信息，并根据观察到的他人行为调整价值评估；而负责理解他人行为和意图的后上颞沟，则主要承担学习社会规范和预测他人行为的任务。两者共同作用，使人们逐渐适应周围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都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实验发现，一些参与者即使长期接触不诚实行为，仍然坚持原有原则；另一些人则更容易顺应群体行为。研究认为，这种个体差异与大脑处理社会信息的方式有关，也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不仅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作弊、逃税、腐败等行为会在群体中不断扩散，也有助于理解社会规范是如何塑造个人决策的。未来，如果能够深入掌握这种神经机制，或许可以开发新的教育和干预策略，减少不良行为在学校、企业以及社会中的传播。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说明，人们在面对道德选择时，并不会轻易改变自身价值观，但周围人的行为却会悄然影响我们的判断标准。当不诚实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时，它更容易被视为一种“正常行为”，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健康、诚信的社会环境，对于塑造个体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https://journals.plos.org/plosbiology/article?id=10.1371/journal.pbio.3003889

人类：研究发现，不诚实行为会传染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2025年初，研究人员公布了一项震惊考古界的发现：位于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一处岩画距今约7万年，被确认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人类岩画之一。这不仅刷新了史前艺术的时间纪录，也再次证明，现代人类在数万年前便已经深入热带地区，并在那里创造了复杂的文化。

事实上，苏拉威西的发现只是近年来一系列研究成果中的最新一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进入热带雨林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科学家过去的判断，甚至在现代人类刚刚诞生后的几十万年里，就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炎热、潮湿且充满挑战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热带雨林并不适合早期人类生存。这里不仅生活着大量有毒动物和植物，还有各种寄生虫以及复杂疾病，加上食物资源分布特殊，因此一直被认为会限制早期人类种群的发展。同时，由于热带雨林酸性土壤会迅速分解骨骼等有机物，考古学家几乎找不到保存下来的化石，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

不过，近年来的考古研究正在逐步推翻这种传统看法。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质人类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帕特里克·罗伯茨认为，了解现代人类究竟何时开始适应雨林，以及这种环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演化，对于理解人类独特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人类起源的故事本身也正在发生改变。过去，人们普遍相信智人起源于东非某个单一地区，并由那里逐渐扩散至世界各地。然而，2017年确认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却出现在摩洛哥的杰贝尔·伊尔胡德遗址，而非东非。随后，多项结合考古证据与现代遗传数据的研究提出，人类很可能并非源自单一祖先群体，而是在整个非洲范围内，由多个彼此联系又长期分离的群体共同演化而来。

这种新的演化模型意味着，早期智人可能并非只生活在开阔草原，也可能分布于森林、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人群不断交流基因与文化，同时又适应各自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早期人类，很可能演化出了与草原居民不同的适应能力。当这些人群重新接触并混合时，雨林居民所积累的遗传优势也融入了整个人类基因库。这种适应多样环境的能力，后来或许帮助现代人类顺利走出非洲，并成功扩散到东南亚等热带地区。

然而，要证明这一切并不容易。热带雨林几乎是化石研究最困难的环境之一。高温、高湿和酸性土壤会迅速分解骨骼和木材等有机材料，即便偶尔发现遗迹，也往往缺乏完整沉积层，很难准确测定年代。

由于化石极其稀少，考古学家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更容易保存的石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石器证据开始填补这一空白。在肯尼亚沿海热带森林，研究人员发现约7.8万年前的人类石器；赤道几内亚发现了约4.5万年前的遗存；刚果民主共和国则发现约1.8万年前雨林居民留下的工具。

更令人惊讶的是，202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重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在科特迪瓦发现的一批石器，确认其年代可追溯至约15万年前。当时当地已经属于热带雨林环境，这意味着现代人类进入雨林的历史，比此前推测提前了数万年。

这些石器包括石片、切割工具以及较重的石镐，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制造适合森林环境使用的工具。研究人员认为，茂密森林并没有阻挡人类，反而成为他们适应和发展的新舞台。

不过，仅凭石器仍无法完全证明这些人长期定居在雨林，因为工具也可能只是短期狩猎或采集活动留下的遗迹。为了确认他们是否真正生活在那里，科学家仍需要人体遗骸等直接证据。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开始提供更多线索。通过分析牙釉质中的稳定同位素，研究人员可以判断个体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由于热带雨林树冠浓密、阳光不足，植物形成特殊的碳循环特征，这些信息最终会保存在牙齿中。

目前，在老挝潭巴岭洞穴发现的两颗距今约4.6万至6.3万年的人类牙齿，就显示这些人长期食用典型热带雨林中的食物，是目前已知人类长期生活于雨林的重要证据。

虽然非洲尚未找到类似的人类牙齿，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现代人类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我们能够迅速扩散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最早生活在雨林中的智人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由于缺乏古代DNA和完整化石，目前科学家只能参考现代雨林居民进行推测。许多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人群身材相对矮小，这可能有助于降低能量消耗、提高散热效率，同时也更方便穿越植被密集的森林。

遗传学研究也发现，部分非洲雨林狩猎采集人群在免疫系统和身体发育相关基因上，与周围农业居民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与四肢发育相关的PITX1基因，以及多个影响身高的基因，都表现出长期受到自然选择的痕迹。此外，这些人群还携带针对当地病原体形成的特殊免疫适应。

不过，目前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几十万年前生活在雨林中的智人已经拥有这些相同的遗传特征，因此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许多科学家认为，真正的突破可能来自古代环境DNA技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炎热潮湿的热带环境无法长期保存DNA，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成果正在改变这一认识。

研究团队梳理了1998年至2025年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超过一百项研究成功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提取出古代环境DNA，其中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座湖泊中保存约100万年的遗传信息。这些DNA目前主要来自植物，但由于人类活动同样会不断向环境中释放遗传物质，因此未来也有望直接获取古代人类DNA。

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科学家不仅可以重建古人类的迁徙路线，还能了解他们如何适应不同生态环境、与其他古人类发生基因交流，以及当时面临哪些疾病和寄生虫压力。

随着越来越多考古项目在西非和中非展开，科学家相信，人类演化史中仍有大量空白等待填补。那些曾被认为与人类起源关系不大的热带森林，如今正不断提供新的证据，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人类的真正起源。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人类是否曾生活在热带雨林，而是他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繁衍生息，又如何借助森林资源塑造了现代人类今天所拥有的适应能力。随着更多遗址被发现，这段隐藏在热带森林中的人类历史，很可能才刚刚揭开序幕。

原文：https://www.livescience.com/archaeology/human-evolution/early-homo-sapiens-may-have-lived-in-rainforests-new-clues-suggest-and-it-could-overturn-our-understanding-of-human-evolution

封面图片：unsplash/Clement Duf

新研究表明：早期智人或早已生活在热带雨林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我们常常在“天性与养育”的争论中寻找个性形成的根源。究竟是遗传因素在塑造我们的个性上占主导地位，还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更加深远？这场争论长久以来没有定论，科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揭示人类行为的真正驱动因素。

早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个性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天性和遗传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绪、行为和反应方式。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后天的环境因素同样在个性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活中的经历、教育方式、社会环境等都可能对我们的个性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我们的基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性格特征。例如，一些人天生较为外向，善于交际，而另一些人则天生内向，倾向于独处。这些性格差异与遗传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得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然而，环境因素在个性塑造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我们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父母的养育方式以及社会互动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性格。例如，经历过创伤或压力的人，可能会形成更加谨慎或防备的性格；而那些在充满爱与支持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则可能更自信、更开放。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大脑的塑性和适应能力。他们发现，大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重塑。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即使遗传在个性形成中起着一定作用，但我们的大脑依然能够在一生中进行改变，这意味着后天的环境因素同样能够塑造我们的个性。

此外，个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在人的一生中会经历不断的变化。从幼年到成年，再到老年，我们的经历和生活阶段都会影响我们的个性特征。通过自我反思、情绪管理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塑造自己的个性，使其适应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挑战。

总之，天性和养育在个性的形成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尽管遗传因素为我们提供了性格的基础，但后天的环境、经历和个人努力同样能够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

本文译自：bbc（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Fernanda Greppe

天性与养育：我们个性的多大一部分由出生决定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与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相比，双胞胎在幼年阶段更容易出现一些发展节奏上的“慢半拍”，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方式产生连锁影响。

一项颇具新意的研究分析指出，在临近入学年龄时，双胞胎在认知能力、语言表达以及社会情绪发展方面，整体上略逊于同一家庭中的单胎兄弟姐妹。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差距并非一成不变——到了7岁左右，双胞胎在语言能力上不仅追赶上来，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更胜一筹。

从整体趋势来看，这些发现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如果在早期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双胞胎完全有机会缩小差距，提升未来的学习表现和发展潜力。

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人员、论文第一作者艾米丽·伍德指出，双胞胎的成长环境中存在一系列常常被忽略的独特挑战。

她解释说：“当两个完全同龄的孩子一起长大时，他们几乎在所有资源上都会直接竞争——无论是玩具、食物，还是父母一对一的关注。这种情况是双胞胎家庭特有的，而单胎家庭通常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持续竞争。”

过去关于双胞胎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的问题，学界并没有统一结论。有研究对约1.5百万单胎儿童和1.5万对双胞胎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双胞胎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智商平均会略低几个点，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差异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

而这项由约克大学团队主导的新研究，则采用了一个更精细的比较方式：直接对同一家庭中的双胞胎与其单胎兄弟姐妹进行对照，从而尽可能排除遗传背景、家庭环境等干扰因素，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研究基于“双胞胎早期发展研究（TEDS）”的数据，纳入了英国851对双胞胎及其更小的单胎手足。研究时间跨度从1996年持续到2004年，分别在孩子2岁、3岁、4岁以及7岁时，对他们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情绪三个维度的发展进行持续跟踪。

在2至4岁阶段，主要由父母填写问卷来评估孩子的发展情况；到了7岁时，则通过电话直接对儿童进行测试与数据收集。

结果显示，在多个年龄节点上，单胎儿童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普遍更好，这些测试包括理解概念和解决问题等任务。同时，在社会情绪方面，单胎儿童也更容易展现出亲社会行为，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对较少。随着年龄增长，一些差异甚至有所扩大，例如多动倾向和同伴关系问题，在双胞胎中更为明显。

不过在语言发展方面，情况出现了逆转：尽管双胞胎在早期阶段语言能力略落后，但到了7岁时，他们不仅完成“补课”，还在某些语言指标上超过了单胎兄弟姐妹。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距整体属于“小到中等”的范围，但在统计上是显著存在的。

至于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叠加的结果。例如，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可能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年幼的孩子身上，而年长的孩子往往被认为更独立。此外，双胞胎从出生起就必须共享父母的注意力，这种“资源分流”会在早期发展中产生影响。

更现实的一点是，同时抚养两个同龄孩子，对家庭来说无论在情绪、体力还是经济上都是更大的负担。这种压力可能会无形中减少父母与每个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频率和质量。有研究发现，与单胎儿童相比，双胞胎接收到的语言往往更简短、结构也更简单，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早期语言输入。

除此之外，双胞胎之间的特殊关系本身也带来一些复杂影响。从生命最初阶段开始，他们就与彼此共存——共享子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共享胎盘或羊膜囊。这种高度同步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容易彼此依赖，也可能降低他们主动与外界陌生同龄人互动的动机。

再加上社会往往将双胞胎视为“一个组合”，而不是两个独立个体，他们经常被比较、被绑定，这种环境一方面强化了彼此的联结，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个体身份的建立造成一定干扰。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成长早期为双胞胎提供更多个体化支持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语言刺激、社交机会以及一对一互动方面。如果这些关键能力的差距没有及时弥补，未来可能会延伸为学习上的回避行为或动力不足等问题。

随着近年来多胎出生率不断上升，这一议题也变得更加现实。高龄生育趋势以及辅助生殖技术（如试管婴儿）的普及，使双胞胎的出生变得更加常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更早期、更精准的教育与养育干预，帮助双胞胎获得更平衡的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家庭与教育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Jamie Lee

调查发现：双胞胎儿童早期发育迟缓问题较为突出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高度局部化的适应，比如那些能让人们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生理特征，是在持续的环境压力推动人类开发新的生物解决方案时产生的，进化人类学与全球健康教授赫尔曼·庞策曾这样解释。

在他的新书《适应性：你独特的身体如何真正运作及我们的生物学如何将我们团结起来》中，庞策深入探讨了人类适应性与多样性的科学，以及为何必须厘清这些事实。在以下摘录中，庞策分析了我们的喉咙如何发生变化以促成语言，以及不同人群如何适应在呼吸困难的环境中生存。

心脏与肺部的精密构造与控制力，使这一系统看起来像是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完美宝石。但进化本质上是一个修补匠，是废品场里的机械师，只能用手头的材料解决问题。权衡与局限是不可避免的。问问吉米·亨德里克斯就知道了。

亨德里克斯是一位拥有超凡才华的吉他手，在20世纪60年代彻底改变了摇滚音乐。他也大量参与当时的娱乐性化学活动，广泛使用各种合法与非法药物。1970年9月18日，在伦敦一家酒店，亨德里克斯在饮酒后服用了大约18倍推荐剂量的安眠药，随后去世。虽然药物确实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杀死他的并不是化学物质本身。亨德里克斯因药物过量昏厥并呕吐，最终成为了一种更常见杀手的受害者——他窒息了。

人类对窒息有着独特的脆弱性。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五千人因此丧生。其他物种很少面临这个问题，这本质上是一个管道问题。你的喉头（也称为声带）是通往肺部的门户。它是一个坚硬的软骨圆柱体，顶部有两个被称为声带的肉质嘴唇和一个叫会厌的拍打状盖子。人类的喉头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位于喉咙下方，几乎在乞求每一口食物或每一口水将其堵住。为什么进化会偏爱让喉头处于如此危险的位置，威胁我们的呼吸和氧气获取，而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猿类亲属）却把喉头安全地藏在鼻子后面？

事实证明，我们喉头这个“愚蠢”的位置，是进化过程中对呼吸系统进行调整以产生语言的结果。你的声音是通过空气经过喉部时，声带被挤压在一起而产生的。这很像小号手用嘴唇发出“噗噗噗”的声音——通过把空气推进他们紧抿的双唇发出的声响。喷出的空气形成压力波，穿过空气传播，被我们的耳朵当作声音接收。高音或低音是通过收紧或放松声带来实现的。睾酮会使声带变厚，这也是男性声音较低的原因。你通过调整嘴巴和喉咙的形状，将这些声音塑造成元音，并用牙齿、舌头和嘴唇将其切割成辅音。喉头位置较低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喉头位置更高，与鼻孔在同一高度，就像其他类人猿一样，你可以发出声音，但把声音塑造成单词的能力会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几乎不可能让狗、黑猩猩或其他哺乳动物说出类似人类的词汇。当然，它们仍然可以用吠叫或咕哝进行交流，但人类语言丰富的声音景观对它们来说遥不可及。

我们的祖先非常社交、非常合作，以至于更好的沟通带来的进化益处，超过了窒息死亡风险增加的代价。窒息是我们为说话能力所付出的代价。呼吸和循环系统的其他适应也伴随着代价。当我们进入山区时，面临着从高海拔空气中提取足够氧气的挑战。进化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制造更多红细胞。当肝脏和肾脏感知到血液中的低氧浓度时，会产生一种名为EPO（红细胞生成素）的激素，它刺激骨髓产生更多红细胞。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耐力运动员会用注射EPO的方式作弊——它能增加红细胞和氧气携带能力。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它会增加血液中细胞与水分的比例，使血液变得略微黏稠。这反过来可能导致高山反应，通常伴随头痛和恶心，但也可能发展成危险甚至致命的肺部和脑部积液。安第斯山脉——南美洲最高的山脉——的本地居民一生都保持着高红细胞计数。他们的肺部和肋骨也更大，这似乎是基因适应以促进空气交换与高海拔环境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尽管安第斯人群中发现了多种对高海拔的遗传适应，他们仍然面临高山反应的困扰。大约15%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山地病。对许多人来说，生理性地解决低氧水平的代价非常沉重。

有趣的是，高山反应对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的本地高海拔社区来说并不那么严重。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的人群源自相隔数千英里、数千年的不同低地群体。他们进入山地的行动完全独立，进化出的适应方式解决了同样的挑战，但路径不同。喜马拉雅人群携带一种特殊的等位基因，称为EPAS1，参与红细胞的产生。这种喜马拉雅等位基因有助于保持EPO水平和红细胞数量较低，使人们能够忍受高原的慢性压力而不发展为山地病。这种方案也有其缺点，意味着携带氧气的能力受限，但血管中的其他适应和呼吸频率的调整，维持了全身的氧气输送。

比喜马拉雅EPAS1等位基因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获得它的故事。在过去大约二十万年里，随着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扩散，他们遇到了其他近缘的古人类物种，比如近东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而且，就像历史上所有人类一样，我们的一些祖先并不特别挑剔，甚至与他们发生了关系。

我们的物种基因极为相似，这些结合产生了有生育能力的子嗣，是我们物种与其他古人类物种杂交的证据。我们今天可以在基因组中找到这些事件的遗传痕迹，比如其他物种的DNA片段。从基因组学角度看，大约有不到2%的尼安德特人血统。

这些DNA碎片大多不影响我们的身体功能——它们只是祖先放纵时留下的纪念品，提醒我们人类几乎什么都能接纳。根据上一章讨论的区分，这些等位基因可被视为中性。

喜马拉雅EPAS1等位基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该等位基因似乎是通过旧石器时代与亚洲某地一个古人类群体的相遇，进入人类基因库的，时间大约在五万年前。数万年来，它只是混杂在基因库中，作为一个中性等位基因，对生存或繁殖没有强烈影响。但大约九千年前，随着一些族群开始向山中推进，这个等位基因被证明是有利的。携带这一EPAS1变异的人群没有高原反应，更能适应高山地区并养育家庭。它从中性变为局部有利，成为喜马拉雅人群中的主导等位基因，即我们今天几乎在喜马拉雅原住民中都能看到的适应性EPAS1等位基因。

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局部心血管适应案例，即萨马族（也称巴瑶族）群体。萨马族居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海域的船屋上，几乎一生都在海上度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海洋中的狩猎采集：他们用鱼叉捕鱼，在深海中采集食物，有时潜到水下超过两百英尺，游泳或用重物支撑自己，行走在海底。像许多土著群体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变化，但传统上他们每天可以在水下待上四到五小时进行采集。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已经维持了数千年。部分生活在水下的生存方式，带来了与山区生活类似的氧气输送挑战。哺乳动物中一种进化上古老的反应是收缩脾脏。脾脏形状像儿童拖鞋，位于腹部左侧高处，靠近胃部。脾脏是免疫系统的监测站，是一个海绵状器官，负责检查血液中的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由于它通常充满血液，本质上是一个红细胞储备箱。当你潜入冷水中时，脾脏收缩，排出大量红细胞，帮助身体其他部位供氧。如果你训练屏气，脾脏会增大，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高山群体，脾脏比低地人更大，显然是遗传适应与长期生活在高海拔环境相结合的结果。

自然选择偏向了PDE10A基因中的一个等位基因，该等位基因在萨马族中增加了脾脏大小。携带两份该等位基因的人，脾脏体积几乎是无携带者的两倍。其他与潜水反应相关的基因似乎也在该群体中处于选择状态。环境依然重要——所有这些屏气行为也帮助他们的脾脏增大。但这显然是一个遗传适应的案例，自然选择对萨马族群中持续、强烈且局部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本文译自：livescience（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Skyler Smith

会说话就会窒息：人类为语言付出的进化代价，以及我们如何征服高山与深海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从历史来看，人类大约在7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并在随后的几万年里迅速扩散到欧亚大陆乃至更远的地区。大约6万年前，一部分人群进入欧亚大陆，并在很短时间内继续向外扩展。到大约5万年前，人类已经能够跨越海洋，到达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大陆，这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远距离迁徙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人类逐渐适应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生态环境。从极寒的北极地区，到炎热干燥的沙漠，再到热带雨林和高海拔地区，都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痕迹。在更新世结束前的阶段，人类已经遍布地球上绝大多数主要生态系统，展现出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这种适应能力，一部分来自生物层面的进化。例如，不同人群逐渐发展出适应高海拔的生理特征，对某些疾病的抵抗能力，以及对寒冷环境或特定饮食的耐受能力。这些变化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在基因层面逐步积累。

但仅仅依靠生物进化，是无法解释人类如此迅速且广泛扩张的关键原因的。更重要的，是一种被称为文化进化的过程。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知识、技术、行为方式以及社会规范，通过学习和模仿在人群中传播，并一代一代积累和演变的过程。这种变化不依赖基因，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实现，因此速度远远快于生物进化。换句话说，人类可以通过学习迅速获得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不必等待基因发生改变。

例如，在面对寒冷环境时，人类可以通过制作衣物和建造住所来御寒；在面对不同的食物资源时，可以发展出新的烹饪方法和储存技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可以通过组织协作来提高生存效率。这些能力都属于文化层面的适应，而不是基因的改变。

一项新的研究通过对大量哺乳动物的分布范围进行比较发现，人类所占据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物种。地球陆地面积中，人类活动已经覆盖了超过一亿平方公里，而一般的哺乳动物物种，其分布范围通常只有数百平方公里。若仅依赖生物进化，一个物种要达到如此广泛的分布，可能需要数千万年的时间，并且还需要演化出大量不同的物种分支。

但人类却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过程，这正是文化进化的作用。研究人员指出，人类不需要等待基因层面的改变，就可以通过文化手段快速适应新环境。无论是服装、住所、工具，还是狩猎方式和社会结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不断优化。

这种文化传播具有累积性，一代人所创造的知识，可以被下一代继承并继续发展，从而不断加速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地理空间。

研究还尝试从更宏观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通过对大量哺乳动物类群的分布、体型变化以及生态适应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物种的扩张通常依赖于漫长的进化过程，而人类却通过文化系统，在一个单一物种内部实现了类似甚至更复杂的“适应分化”。

换句话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使人类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达到了原本需要数千万年才能实现的生态适应水平。

这种观点也为理解人类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不仅是进化的结果，更是文化积累的产物。文化让人类既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又能够在局部环境中发展出高度专业化的生存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更聪明”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能够不断学习、积累并传递经验的结果。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从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物种。

本文译自：iflscience，（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pixabay/qi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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