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在“天性与养育”的争论中寻找个性形成的根源。究竟是遗传因素在塑造我们的个性上占主导地位，还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更加深远？这场争论长久以来没有定论，科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试图揭示人类行为的真正驱动因素。

早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个性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天性和遗传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绪、行为和反应方式。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后天的环境因素同样在个性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活中的经历、教育方式、社会环境等都可能对我们的个性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我们的基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性格特征。例如，一些人天生较为外向，善于交际，而另一些人则天生内向，倾向于独处。这些性格差异与遗传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得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具有独特的特点。

然而，环境因素在个性塑造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我们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父母的养育方式以及社会互动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性格。例如，经历过创伤或压力的人，可能会形成更加谨慎或防备的性格；而那些在充满爱与支持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则可能更自信、更开放。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大脑的塑性和适应能力。他们发现，大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重塑。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即使遗传在个性形成中起着一定作用，但我们的大脑依然能够在一生中进行改变，这意味着后天的环境因素同样能够塑造我们的个性。

此外，个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在人的一生中会经历不断的变化。从幼年到成年，再到老年，我们的经历和生活阶段都会影响我们的个性特征。通过自我反思、情绪管理以及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塑造自己的个性，使其适应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挑战。

总之，天性和养育在个性的形成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尽管遗传因素为我们提供了性格的基础，但后天的环境、经历和个人努力同样能够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

本文译自：bbc（编译 / 整理：ol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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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相比，双胞胎在幼年阶段更容易出现一些发展节奏上的“慢半拍”，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方式产生连锁影响。

一项颇具新意的研究分析指出，在临近入学年龄时，双胞胎在认知能力、语言表达以及社会情绪发展方面，整体上略逊于同一家庭中的单胎兄弟姐妹。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差距并非一成不变——到了7岁左右，双胞胎在语言能力上不仅追赶上来，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更胜一筹。

从整体趋势来看，这些发现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如果在早期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双胞胎完全有机会缩小差距，提升未来的学习表现和发展潜力。

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人员、论文第一作者艾米丽·伍德指出，双胞胎的成长环境中存在一系列常常被忽略的独特挑战。

她解释说：“当两个完全同龄的孩子一起长大时，他们几乎在所有资源上都会直接竞争——无论是玩具、食物，还是父母一对一的关注。这种情况是双胞胎家庭特有的，而单胎家庭通常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持续竞争。”

过去关于双胞胎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的问题，学界并没有统一结论。有研究对约1.5百万单胎儿童和1.5万对双胞胎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双胞胎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智商平均会略低几个点，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差异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

而这项由约克大学团队主导的新研究，则采用了一个更精细的比较方式：直接对同一家庭中的双胞胎与其单胎兄弟姐妹进行对照，从而尽可能排除遗传背景、家庭环境等干扰因素，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研究基于“双胞胎早期发展研究（TEDS）”的数据，纳入了英国851对双胞胎及其更小的单胎手足。研究时间跨度从1996年持续到2004年，分别在孩子2岁、3岁、4岁以及7岁时，对他们在语言、认知和社会情绪三个维度的发展进行持续跟踪。

在2至4岁阶段，主要由父母填写问卷来评估孩子的发展情况；到了7岁时，则通过电话直接对儿童进行测试与数据收集。

结果显示，在多个年龄节点上，单胎儿童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普遍更好，这些测试包括理解概念和解决问题等任务。同时，在社会情绪方面，单胎儿童也更容易展现出亲社会行为，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对较少。随着年龄增长，一些差异甚至有所扩大，例如多动倾向和同伴关系问题，在双胞胎中更为明显。

不过在语言发展方面，情况出现了逆转：尽管双胞胎在早期阶段语言能力略落后，但到了7岁时，他们不仅完成“补课”，还在某些语言指标上超过了单胎兄弟姐妹。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距整体属于“小到中等”的范围，但在统计上是显著存在的。

至于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叠加的结果。例如，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可能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年幼的孩子身上，而年长的孩子往往被认为更独立。此外，双胞胎从出生起就必须共享父母的注意力，这种“资源分流”会在早期发展中产生影响。

更现实的一点是，同时抚养两个同龄孩子，对家庭来说无论在情绪、体力还是经济上都是更大的负担。这种压力可能会无形中减少父母与每个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频率和质量。有研究发现，与单胎儿童相比，双胞胎接收到的语言往往更简短、结构也更简单，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早期语言输入。

除此之外，双胞胎之间的特殊关系本身也带来一些复杂影响。从生命最初阶段开始，他们就与彼此共存——共享子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共享胎盘或羊膜囊。这种高度同步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容易彼此依赖，也可能降低他们主动与外界陌生同龄人互动的动机。

再加上社会往往将双胞胎视为“一个组合”，而不是两个独立个体，他们经常被比较、被绑定，这种环境一方面强化了彼此的联结，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个体身份的建立造成一定干扰。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成长早期为双胞胎提供更多个体化支持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语言刺激、社交机会以及一对一互动方面。如果这些关键能力的差距没有及时弥补，未来可能会延伸为学习上的回避行为或动力不足等问题。

随着近年来多胎出生率不断上升，这一议题也变得更加现实。高龄生育趋势以及辅助生殖技术（如试管婴儿）的普及，使双胞胎的出生变得更加常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更早期、更精准的教育与养育干预，帮助双胞胎获得更平衡的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家庭与教育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编译 / 整理：ol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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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局部化的适应，比如那些能让人们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生理特征，是在持续的环境压力推动人类开发新的生物解决方案时产生的，进化人类学与全球健康教授赫尔曼·庞策曾这样解释。

在他的新书《适应性：你独特的身体如何真正运作及我们的生物学如何将我们团结起来》中，庞策深入探讨了人类适应性与多样性的科学，以及为何必须厘清这些事实。在以下摘录中，庞策分析了我们的喉咙如何发生变化以促成语言，以及不同人群如何适应在呼吸困难的环境中生存。

心脏与肺部的精密构造与控制力，使这一系统看起来像是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完美宝石。但进化本质上是一个修补匠，是废品场里的机械师，只能用手头的材料解决问题。权衡与局限是不可避免的。问问吉米·亨德里克斯就知道了。

亨德里克斯是一位拥有超凡才华的吉他手，在20世纪60年代彻底改变了摇滚音乐。他也大量参与当时的娱乐性化学活动，广泛使用各种合法与非法药物。1970年9月18日，在伦敦一家酒店，亨德里克斯在饮酒后服用了大约18倍推荐剂量的安眠药，随后去世。虽然药物确实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杀死他的并不是化学物质本身。亨德里克斯因药物过量昏厥并呕吐，最终成为了一种更常见杀手的受害者——他窒息了。

人类对窒息有着独特的脆弱性。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五千人因此丧生。其他物种很少面临这个问题，这本质上是一个管道问题。你的喉头（也称为声带）是通往肺部的门户。它是一个坚硬的软骨圆柱体，顶部有两个被称为声带的肉质嘴唇和一个叫会厌的拍打状盖子。人类的喉头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位于喉咙下方，几乎在乞求每一口食物或每一口水将其堵住。为什么进化会偏爱让喉头处于如此危险的位置，威胁我们的呼吸和氧气获取，而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猿类亲属）却把喉头安全地藏在鼻子后面？

事实证明，我们喉头这个“愚蠢”的位置，是进化过程中对呼吸系统进行调整以产生语言的结果。你的声音是通过空气经过喉部时，声带被挤压在一起而产生的。这很像小号手用嘴唇发出“噗噗噗”的声音——通过把空气推进他们紧抿的双唇发出的声响。喷出的空气形成压力波，穿过空气传播，被我们的耳朵当作声音接收。高音或低音是通过收紧或放松声带来实现的。睾酮会使声带变厚，这也是男性声音较低的原因。你通过调整嘴巴和喉咙的形状，将这些声音塑造成元音，并用牙齿、舌头和嘴唇将其切割成辅音。喉头位置较低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如果喉头位置更高，与鼻孔在同一高度，就像其他类人猿一样，你可以发出声音，但把声音塑造成单词的能力会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几乎不可能让狗、黑猩猩或其他哺乳动物说出类似人类的词汇。当然，它们仍然可以用吠叫或咕哝进行交流，但人类语言丰富的声音景观对它们来说遥不可及。

我们的祖先非常社交、非常合作，以至于更好的沟通带来的进化益处，超过了窒息死亡风险增加的代价。窒息是我们为说话能力所付出的代价。呼吸和循环系统的其他适应也伴随着代价。当我们进入山区时，面临着从高海拔空气中提取足够氧气的挑战。进化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制造更多红细胞。当肝脏和肾脏感知到血液中的低氧浓度时，会产生一种名为EPO（红细胞生成素）的激素，它刺激骨髓产生更多红细胞。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耐力运动员会用注射EPO的方式作弊——它能增加红细胞和氧气携带能力。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它会增加血液中细胞与水分的比例，使血液变得略微黏稠。这反过来可能导致高山反应，通常伴随头痛和恶心，但也可能发展成危险甚至致命的肺部和脑部积液。安第斯山脉——南美洲最高的山脉——的本地居民一生都保持着高红细胞计数。他们的肺部和肋骨也更大，这似乎是基因适应以促进空气交换与高海拔环境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尽管安第斯人群中发现了多种对高海拔的遗传适应，他们仍然面临高山反应的困扰。大约15%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山地病。对许多人来说，生理性地解决低氧水平的代价非常沉重。

有趣的是，高山反应对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的本地高海拔社区来说并不那么严重。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的人群源自相隔数千英里、数千年的不同低地群体。他们进入山地的行动完全独立，进化出的适应方式解决了同样的挑战，但路径不同。喜马拉雅人群携带一种特殊的等位基因，称为EPAS1，参与红细胞的产生。这种喜马拉雅等位基因有助于保持EPO水平和红细胞数量较低，使人们能够忍受高原的慢性压力而不发展为山地病。这种方案也有其缺点，意味着携带氧气的能力受限，但血管中的其他适应和呼吸频率的调整，维持了全身的氧气输送。

比喜马拉雅EPAS1等位基因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获得它的故事。在过去大约二十万年里，随着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扩散，他们遇到了其他近缘的古人类物种，比如近东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而且，就像历史上所有人类一样，我们的一些祖先并不特别挑剔，甚至与他们发生了关系。

我们的物种基因极为相似，这些结合产生了有生育能力的子嗣，是我们物种与其他古人类物种杂交的证据。我们今天可以在基因组中找到这些事件的遗传痕迹，比如其他物种的DNA片段。从基因组学角度看，大约有不到2%的尼安德特人血统。

这些DNA碎片大多不影响我们的身体功能——它们只是祖先放纵时留下的纪念品，提醒我们人类几乎什么都能接纳。根据上一章讨论的区分，这些等位基因可被视为中性。

喜马拉雅EPAS1等位基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该等位基因似乎是通过旧石器时代与亚洲某地一个古人类群体的相遇，进入人类基因库的，时间大约在五万年前。数万年来，它只是混杂在基因库中，作为一个中性等位基因，对生存或繁殖没有强烈影响。但大约九千年前，随着一些族群开始向山中推进，这个等位基因被证明是有利的。携带这一EPAS1变异的人群没有高原反应，更能适应高山地区并养育家庭。它从中性变为局部有利，成为喜马拉雅人群中的主导等位基因，即我们今天几乎在喜马拉雅原住民中都能看到的适应性EPAS1等位基因。

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局部心血管适应案例，即萨马族（也称巴瑶族）群体。萨马族居住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海域的船屋上，几乎一生都在海上度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海洋中的狩猎采集：他们用鱼叉捕鱼，在深海中采集食物，有时潜到水下超过两百英尺，游泳或用重物支撑自己，行走在海底。像许多土著群体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变化，但传统上他们每天可以在水下待上四到五小时进行采集。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已经维持了数千年。部分生活在水下的生存方式，带来了与山区生活类似的氧气输送挑战。哺乳动物中一种进化上古老的反应是收缩脾脏。脾脏形状像儿童拖鞋，位于腹部左侧高处，靠近胃部。脾脏是免疫系统的监测站，是一个海绵状器官，负责检查血液中的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由于它通常充满血液，本质上是一个红细胞储备箱。当你潜入冷水中时，脾脏收缩，排出大量红细胞，帮助身体其他部位供氧。如果你训练屏气，脾脏会增大，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高山群体，脾脏比低地人更大，显然是遗传适应与长期生活在高海拔环境相结合的结果。

自然选择偏向了PDE10A基因中的一个等位基因，该等位基因在萨马族中增加了脾脏大小。携带两份该等位基因的人，脾脏体积几乎是无携带者的两倍。其他与潜水反应相关的基因似乎也在该群体中处于选择状态。环境依然重要——所有这些屏气行为也帮助他们的脾脏增大。但这显然是一个遗传适应的案例，自然选择对萨马族群中持续、强烈且局部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本文译自：livescience（编译 / 整理：ol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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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人类大约在7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并在随后的几万年里迅速扩散到欧亚大陆乃至更远的地区。大约6万年前，一部分人群进入欧亚大陆，并在很短时间内继续向外扩展。到大约5万年前，人类已经能够跨越海洋，到达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大陆，这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远距离迁徙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人类逐渐适应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生态环境。从极寒的北极地区，到炎热干燥的沙漠，再到热带雨林和高海拔地区，都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痕迹。在更新世结束前的阶段，人类已经遍布地球上绝大多数主要生态系统，展现出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这种适应能力，一部分来自生物层面的进化。例如，不同人群逐渐发展出适应高海拔的生理特征，对某些疾病的抵抗能力，以及对寒冷环境或特定饮食的耐受能力。这些变化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在基因层面逐步积累。

但仅仅依靠生物进化，是无法解释人类如此迅速且广泛扩张的关键原因的。更重要的，是一种被称为文化进化的过程。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知识、技术、行为方式以及社会规范，通过学习和模仿在人群中传播，并一代一代积累和演变的过程。这种变化不依赖基因，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实现，因此速度远远快于生物进化。换句话说，人类可以通过学习迅速获得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不必等待基因发生改变。

例如，在面对寒冷环境时，人类可以通过制作衣物和建造住所来御寒；在面对不同的食物资源时，可以发展出新的烹饪方法和储存技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可以通过组织协作来提高生存效率。这些能力都属于文化层面的适应，而不是基因的改变。

一项新的研究通过对大量哺乳动物的分布范围进行比较发现，人类所占据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物种。地球陆地面积中，人类活动已经覆盖了超过一亿平方公里，而一般的哺乳动物物种，其分布范围通常只有数百平方公里。若仅依赖生物进化，一个物种要达到如此广泛的分布，可能需要数千万年的时间，并且还需要演化出大量不同的物种分支。

但人类却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过程，这正是文化进化的作用。研究人员指出，人类不需要等待基因层面的改变，就可以通过文化手段快速适应新环境。无论是服装、住所、工具，还是狩猎方式和社会结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并不断优化。

这种文化传播具有累积性，一代人所创造的知识，可以被下一代继承并继续发展，从而不断加速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地理空间。

研究还尝试从更宏观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通过对大量哺乳动物类群的分布、体型变化以及生态适应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物种的扩张通常依赖于漫长的进化过程，而人类却通过文化系统，在一个单一物种内部实现了类似甚至更复杂的“适应分化”。

换句话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使人类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达到了原本需要数千万年才能实现的生态适应水平。

这种观点也为理解人类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不仅是进化的结果，更是文化积累的产物。文化让人类既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又能够在局部环境中发展出高度专业化的生存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更聪明”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能够不断学习、积累并传递经验的结果。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从众多物种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物种。

本文译自：iflscience，（编译 / 整理：ol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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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饿了，今晚吃什么？”

莎莉几乎对任何食物都充满好奇。你会想起她第一次尝试牡蛎时那种既惊讶又兴奋的表情，也会想起她被辣味拉面呛得直吸气却依旧乐在其中的样子。

你还没来得及回答，客厅里传来4岁的比利的声音——你家那位坚定的“挑食代表”。

“芝士通心粉！”

比利的菜单简单得惊人：盒装芝士通心粉、恐龙形状的鸡块，以及“只要意大利面形状”的意面。他像在三种主菜之间做周期轮换，几乎不给其他食物留位置。

你不禁叹气：两个孩子，同一个家庭，为什么饮食差异可以这么大？

如果这画面让你感到熟悉，那你并不孤单。作为一名研究大脑与营养关系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家长，我的职业研究和日常生活几乎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孩子为什么会爱上某些食物，却对另一些避之不及？

理解食物偏好是如何形成的，能帮助父母更有策略地引导孩子建立多样、均衡又健康的饮食习惯。

天生如此，还是后天塑造？

像比利这样的挑食者，是“基因的锅”吗？

遗传确实有影响，但通常只解释了故事的一小部分。

从进化角度看，人类天生偏爱甜味、排斥苦味。这是一种保护机制：甜味通常意味着高能量来源，比如水果或母乳；而苦味在自然界中往往与毒素相关。

这种先天反应甚至可以在子宫里观察到。一项研究发现，当孕妇服用甜味胡萝卜胶囊时，胎儿在超声影像中表现出类似“微笑”的面部表情；而当母亲摄入苦味羽衣甘蓝胶囊时，胎儿则出现皱眉反应。这表明，人类对味道的情绪倾向在出生前就已初步形成。

此外，还有特定基因影响我们对苦味物质的感知。比如对“硫脲类化合物”的敏感程度，这类化合物与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苦味成分类似。大约70%的美国人遗传了对这类物质高度敏感的基因，因此他们往往更讨厌生西兰花、黑咖啡或葡萄柚等食物。

但有趣的是，许多人即使对苦味敏感，仍然会逐渐喜欢苦味食物。比如近年来苦味浓重的IPA啤酒越来越受欢迎。

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基因例子：让香菜尝起来像“肥皂”的基因。携带这种嗅觉变体的人——约占美国人口的20%——对香菜中的醛类化合物特别敏感，因此常常无法忍受这种味道。

可见，基因会影响味觉体验，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饮食命运。

巴甫洛夫式的味觉学习

环境因素在饮食偏好形成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19世纪生理学家 伊万·巴甫洛夫 通过经典实验发现，狗可以学会将铃声与进食联系起来。经过反复训练，只要听到铃声，它们就会分泌唾液。

类似的学习机制同样存在于人类身上。

20世纪80年代初，心理学家 莉安·伯奇 的研究显示，人们会通过类似“经典条件反射”的过程建立食物偏好。

当某种食物与积极体验相连——比如饱腹感、能量提升、大脑释放奖励性神经化学物质，甚至是母亲温柔的语调——这种食物就会变得更受欢迎。

反之，如果某种食物伴随的是不愉快的体验，比如胃痛、被强迫进食，或被威胁“吃完蔬菜才能看电视”，那这种负面情绪往往会削弱对该食物的喜爱。

食物与情绪的绑定，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深刻。

味觉从子宫里开始塑造

婴儿对食物的学习甚至始于出生前。

生物心理学家 朱莉·梅内拉 的经典研究发现，如果孕妇在怀孕或哺乳期间每周多次饮用胡萝卜汁，那么婴儿在首次接触胡萝卜味谷物时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

胎儿可以通过羊水接触到母亲饮食中的风味成分。这意味着，家庭饮食习惯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影响他们未来的口味偏好。

给挑食家庭的希望

好消息是，大多数孩子的挑食行为只是成长阶段的一部分。随着年龄增长，尤其进入学龄期后，这种现象往往会自然缓解。

只要孩子的生长发育正常，通常不必过度焦虑。

真正有效的策略，是在没有压力的前提下反复提供尝试机会。研究显示，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接触某种新食物12次甚至更多，才会真正接受它。

有趣的是，有些孩子在学校或托儿所会更愿意尝试新食物，即使在家里表现得十分抗拒。这说明，环境与社交氛围也会影响味觉选择。

回到晚餐桌

至于莎莉和比利，你们准时把晚餐端上桌。

今晚的新创意是：泡菜芝士通心粉配烤花椰菜。莎莉那份额外撒上辣椒碎。

你希望那熟悉的“盒装芝士通心粉形状”能诱使比利至少尝一口。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明天还有机会。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Derek Owens

这些刻痕出自奥里纳基文化（Aurignacian）人群之手，时间大约在距今4.3万年至3.4万年前之间。尽管这些符号的复杂程度尚不足以被严格定义为“文字”——它们并未直接对应口语表达——但它们所呈现出的组织方式却显示出清晰可测的结构特征，其复杂性甚至可以与约5300年前出现的最早原楔形文字系统相比较。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德国萨尔兰大学的语言学家Christian Bentz与柏林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Eva Dutkiewicz对这些符号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这些符号很可能构成书写系统的早期雏形。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刻痕像原楔形文字那样用于记录数字或具体思想。研究者的观点更为谨慎：这些标记表明，最早进入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出现前数万年，就已经在有意识、有系统、并且代代相传的传统中使用相当复杂的符号序列。

人类的一项关键能力在于构建共享的符号体系，以保存和传递信息。无论是成熟的书写系统、刻在骨头上的符号，还是手机应用中的表情符号，本质上都属于这一能力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许多早期符号体系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有的实物材料早已腐朽难辨，有的则因相关文化背景的消散而难以解读。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准确追溯，人类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借助标记来储存信息。

虽然我们如今无法破译这些具体符号的含义，但它们的使用模式仍然可以透露功能线索。Bentz与Dutkiewicz将统计分析的重点放在260件来自德国南部洞穴群的奥里纳基文化便携物品上。这些物件包括象牙、骨头和鹿角制成的雕像及其他器物。许多表面装饰着点状、线条、倒V形、十字形、锯齿状、星形以及阴影网格等图案。

研究人员共记录了3000多个独立刻痕，并根据形态将其归类，同时标注每种符号出现的物品类型。这个数据集构成了后续统计分析的基础。他们借助算法与信息理论模型，对符号排列模式进行分析，重点测量重复频率、符号种类的多样性以及“熵”——一种衡量序列可承载信息量的统计指标。这类指标通常用于研究语言结构与早期文字系统。

分析结果清楚表明，这些雕刻绝非随意之作。符号以刻意安排、可重复的序列形式出现，呈现出可量化的结构特征。不同类别的物品在符号模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小型雕像上的序列信息密度更高，结构变化程度比其他物品高出约15%。工具类器物的符号密度则比管状或类似长笛的器物高约10%，也比个人饰品高出约15%。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式在大约一万年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相对稳定。这种长期一致性暗示，这些符号具有共享且持续的功能，而并非纯粹装饰性的图案。研究团队特别指出，这种功能并非记录口语，因为其结构特征与已知的书写系统并不吻合——而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在大约5000年前。

综合来看，奥里纳基符号代表了一种早期的人类信息交流方式，尽管其具体含义如今已难以复原。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理解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内容，但研究结果至少说明，人类在已知书写系统出现之前的数万年间，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和存储信息。

研究者也承认，将奥里纳基符号系统与原楔形文字视为具有同样数值或表意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显著差别：原楔形文字在随后的千年内迅速演变，最终发展为能够完整表达苏美尔语的文字体系；而施瓦本地区奥里纳基时期的符号序列，其信息密度在长达一万年的时间里保持稳定，随后却逐渐消失，没有演化为成熟的书写系统。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Soroush Bahramian

但一项发表于2024年的综合分析却给这种流行观念泼了一盆冷水。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汇总了154项关于愤怒的实验研究，总样本达到10,189人，涵盖不同年龄、性别与文化背景。结果显示，所谓“宣泄理论”几乎没有可靠证据支持。在某些情境下，发泄不但没有平息怒气，反而可能让人更生气。

该研究的资深作者、传播学者布拉德·布什曼指出，打破“生气就要发泄”的迷思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把愤怒说出来、喊出来、甚至摔东西，是一种健康释放。但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样做能真正降低愤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愤怒应该被压抑或忽视。反思情绪的来源，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触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步。情绪被承认和接纳，本身就是健康处理方式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发泄往往不是冷静的反思，而是不断在脑海中反刍，让情绪持续燃烧。

不少人还会通过剧烈运动来“消耗怒气”。运动确实有益身体健康，但在愤怒爆发的当下，它未必能降低情绪强度。研究者发现，真正关键的因素是“生理唤起水平”——也就是心跳、呼吸、肌肉紧张等身体激活状态。无论这种唤起来自愤怒本身，还是来自剧烈运动，只要身体仍然高度兴奋，情绪就难以平复。

布什曼解释说，要真正降低愤怒，最好选择能让身体“降速”的活动。即便是跑步这种被广泛认为能释放压力的运动，也可能因为提高兴奋水平而适得其反。

研究的另一位作者、来自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传播学者索菲·凯尔维克提到，这项研究的灵感之一来自近年流行的“愤怒房间”。人们花钱砸碎物品，认为这样能释放怒气。但研究团队希望检验一个问题：用愤怒对抗愤怒，真的有效吗？

这项综述建立在Schachter-Singer双因素理论的框架之上。该理论认为，情绪包含两个组成部分：生理唤起与认知解释。过去不少研究侧重认知层面，比如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改变个体对愤怒事件的理解方式。事实证明，这类方法确实有效，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本次分析同时纳入了增强唤起和降低唤起的多种活动，包括拳击、骑行、慢跑、深呼吸、冥想与瑜伽等。结果非常清晰：能让身体放松的活动，在实验室和真实情境中都显著减少愤怒，无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或文化背景如何。

有效的方式包括慢节奏瑜伽、正念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腹式呼吸，以及简单的暂停片刻。渐进式肌肉放松的效果尤其引人注意，它与冥想、正念的效果相当。瑜伽虽然比纯冥想略微提高一些兴奋水平，但因为强调呼吸与专注，整体仍然有助于平息怒气。

相比之下，大多数会提高生理唤起的活动并没有减少愤怒，有些甚至增加了愤怒感受，其中慢跑尤其明显。不过，带有游戏性质的球类运动似乎能降低唤起水平。研究者推测，如果运动本身充满乐趣，而非单纯宣泄，也许更有助于情绪缓和。

布什曼指出，一些剧烈运动或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并不是缓解愤怒的最佳方式。更复杂的是，发泄带来的短暂快感，可能会在心理上强化攻击行为，使人更容易在未来选择激烈回应。

这些发现仍需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但目前的证据已经指向一个简单方向：与其“火上浇油”，不如主动降温。降低身体唤起水平，比情绪爆发更有效。哪怕只是停下来深呼吸几次，或者在心里数到10，都可能是更聪明的选择。

在一个普遍高压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确实需要有效的应对方式。而令人鼓舞的是，那些已经被证明能减轻压力的平静技巧，同样也能削弱愤怒的生理能量。换句话说，真正有用的，并不是把情绪砸出去，而是把身体慢慢带回平衡状态。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由olaola编辑发布

图片来源：unsplash/Usman Yousaf

有些环境对人体的挑战显而易见。比如当登山者快速攀升至高处时，往往会出现高山反应——由于气压下降，每一次呼吸吸入的氧气减少，身体因缺氧而产生不适。然而，在青藏高原那样的高海拔地区，空气中的氧气常年偏低，人类社区却已经繁衍生息了上万年。

在漫长的定居历史中，当地居民的身体逐渐发生改变，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稀薄空气中的氧气。对多数低海拔人群而言，这样的环境会造成组织供氧不足，也就是所谓的缺氧状态。但对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来自凯斯西储大学的人类学家辛西娅·比尔长期研究人类如何在低氧环境中生存与繁衍。她指出，高海拔缺氧是一种极端却清晰可测的环境压力：在同一海拔高度，每个人都面临同样的氧气限制，这使其成为研究自然选择的理想场景。她认为，这是人类物种内部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鲜活例证。

在2024年10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比尔和她的团队聚焦于藏族社区的具体适应机制，试图找出哪些身体特征真正有助于提升氧气输送能力。

研究者采用了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个核心指标——生殖成功率。能够成功生育并抚养后代的女性，更可能把自身有利特征传递给下一代。那些在特定环境中更具优势的性状，往往集中体现在能够顺利经历怀孕与分娩压力的女性身上。她们通常拥有更多活产子女，而这些子女继承了母亲的适应能力，更有机会生存、繁衍，再将这些特征延续下去。

这正是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时这种过程甚至显得反直觉。例如在疟疾流行地区，镰状细胞贫血相关基因的比例较高，因为该基因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对疟疾的保护。

在这项研究中，团队调查了417名年龄在46至86岁之间的女性，她们终生生活在尼泊尔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区。每位女性的活产数量从0个到14个不等，平均为5.2个。研究人员记录了她们的生育史，同时进行一系列身体指标检测。

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血红蛋白浓度——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负责运输氧气的蛋白质。研究者还测量了血红蛋白的氧饱和度，即其实际携带氧气的比例。

结果颇具启发性。活产数量最多的女性，其血红蛋白水平既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而是处于样本中的中等区间。但她们的血红蛋白氧饱和度却显著偏高。这意味着，她们在不增加血液黏稠度的前提下，实现了更高效的氧气运输。

血液过于浓稠会给心脏带来额外负担，因为高黏度血液更难泵送，可能增加心血管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在高原环境中，最有利的状态并非简单地“更多血红蛋白”，而是“适中的血红蛋白水平加上更高的氧饱和度”。活产数量的差异，量化地体现了这种生理优势的价值。

此外，生育成功率较高的女性通常拥有更强的肺部血流量，以及略微扩大的左心室。左心室是将含氧血液泵向全身的关键心腔。更宽大的左心室意味着更强的泵血能力，有助于在低氧环境中维持组织供氧。

综合这些特征可以看出，高原女性通过多重生理机制提升了氧气的运输效率：优化血红蛋白使用方式，增强心肺循环能力，从而在稀薄空气中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当然，文化与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研究发现，较早开始生育且婚姻持续时间较长的女性，生育机会更多，这本身也会影响活产数量。然而，即便控制这些因素，身体特征的差异依然明显。

有趣的是，那些在生理指标上最接近低海拔、无压力环境女性特征的尼泊尔女性，往往拥有更高的生殖成功率。这意味着，她们在高原环境中实现了一种更为“高效而平衡”的生理状态。

比尔指出，这是一个仍在持续进行的自然选择案例。通过理解这些群体如何在极端环境下适应，我们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到人类进化的轨迹，也能理解环境如何塑造身体，甚至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机会。

人类并未完成进化。只要环境持续变化，我们的身体也会在无声中回应，把适应的痕迹继续书写下去。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Samrat Khadka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整夜连续睡眠并不是常态。相反，人们往往将夜晚分为两段休息时间，通常被称为“第一次睡眠”和“第二次睡眠”。

每段睡眠通常持续数小时，中间会有一个清醒的间隔，时间可能长达一小时甚至更久。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地的历史记录都提到，夜幕降临后，人们很早入睡，在午夜前后醒来一阵，然后再继续睡到天亮。

这种将夜晚一分为二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安静的间隔让夜晚拥有了清晰的“中段”，使得漫长的冬夜不再显得无边无际，而是更有结构、更易承受。

午夜的清醒并非空白时段，它本身是一段有意义的时间。人们会在这段间隙中体会夜晚的深度，衡量时间的长度。

有些人会起身做些家务，比如添柴生火或照料牲畜。也有人留在床上祈祷，或反思刚刚做过的梦。前工业时代的书信与日记提到，人们会在这段安静的时光里阅读、写作，甚至与家人或邻居进行低声交流。许多伴侣也会利用这段夜半清醒的时间进行亲密互动。

早在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结束第一次睡眠的时刻”这样的描述，可见这种两段式夜晚在古代社会的普遍性。

那么，我们是如何失去“第二次睡眠”的？

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过去两个世纪，与深刻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人工照明是重要因素之一。18世纪和19世纪，油灯、煤气灯，随后是电灯的普及，使夜晚逐渐变成可利用的清醒时间。人们不再在日落后不久入睡，而是借助灯光延长夜间活动时间。从生理角度看，夜间强光会调整人体的昼夜节律，使人在睡了几小时后不再那么容易自然醒来。光线的时间点尤为关键。睡前普通的室内照明就足以抑制并延迟褪黑素的分泌，从而推迟入睡时间。

工业革命不仅重塑了劳动方式，也重塑了睡眠结构。工厂的排班制度更适合“一整块”休息时间。到20世纪初，连续八小时睡眠逐渐取代了持续数百年的两段式睡眠节奏，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一些模拟漫长冬夜黑暗环境的多周实验表明，当研究人员去除钟表与夜间照明后，参与者往往会自然恢复两段式睡眠，并在中间保持平静清醒。2017年一项针对无电力供应的马达加斯加农业社区的研究也发现，当地人仍然多半分两段入睡，大约在午夜前后醒来一次。

光线为我们的内部时钟提供节律信号，也影响我们对时间流逝的主观感受。当这些信号减弱，比如在冬季或长时间暴露于人工光环境中，我们的时间感知就会发生漂移。冬天清晨的光线来得更晚、强度更弱，使昼夜节律更难校准。晨光尤为重要，因为其中含有更多蓝光波段，而蓝光最能刺激皮质醇分泌并抑制褪黑素。

在时间隔离的实验室和洞穴研究中，参与者曾在没有自然光和钟表的情况下生活数周，甚至处于持续黑暗中。许多人会误判天数，说明在缺乏光线提示时，时间很容易失去参照。类似的时间扭曲也出现在极地冬季，日出与日落的缺失让时间仿佛暂停。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本地居民，尤其是拥有稳定生活节奏的人群，通常比短期访客更能适应极端光周期，但这种适应也因个体和环境差异而不同。

例如，当社区拥有一致且固定的日常作息时，居民往往更容易适应。1993年一项针对冰岛本土人口及其移民加拿大后代的研究发现，这些人群在冬季季节性情感障碍的发病率异常偏低。研究者推测，遗传因素可能在帮助这一群体应对漫长北极冬季方面发挥了作用。

关于光线、情绪与时间感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也不断揭示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虚拟现实环境中，研究人员将英国与瑞典的场景进行匹配，控制场景内容、光照强度与时间设置。参与者观看约两分钟的短片段后，需要判断时间长短。结果显示，在傍晚或低光环境下，人们更容易觉得时间变得漫长，而在白天或光线明亮的场景中，则更容易感到时间压缩。这种效应在情绪低落者身上尤为明显。

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夜间短暂醒来本就是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睡眠阶段转换时，包括接近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一阶段常与生动梦境相关。关键并不在于醒来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回应。

人类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具有弹性。焦虑、无聊或昏暗环境会让时间显得被拉长，而投入与平静则会让时间缩短。

在没有“起身做点事”或与伴侣轻声交谈的文化背景下，凌晨三点的清醒更容易让人专注于时间本身，进而感觉每一分钟都被放大。在这种状态下，时间似乎变慢，其实更多是注意力的结果。

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通常建议，如果清醒约20分钟仍未入睡，可以起身在昏暗灯光下进行安静活动，比如阅读，待感到困倦后再回到床上。同时，专家也建议在难以入睡时遮住时钟，放下对时间的计量。平静地接纳清醒，并理解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如何被情绪和环境塑造，往往才是重新入睡最可靠的方式。

本文译自：sciencealert，由olaola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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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加里大学的马修·沃尔斯博士，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指出：“尽管零星的遗留碎片显示他们掌握水上交通工具，但他们在不同生态系统中发挥的全部作用——尤其是利用这些船只与海洋物种互动的能力——仍有待揭示。”

为了探明早期北极居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卡尔加里大学与格陵兰大学伊利西马图萨菲克分校的研究团队在格陵兰北部基齐苏特岛群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此次调查中，研究人员记录了近300处遗址，包括早期古因纽特人的帐篷圈和炉灶，这些发现证明早在4500年前，人类已多次造访这些岛屿。研究成果刊登于《Antiquity》期刊。

沃尔斯博士描述，这些早期社区使用小型皮革框架水上交通工具进行远洋航行，“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面对无常的天气、强风、湍流，以及漂入巴芬湾的巨大风险。即便如此，这些社区仍定期完成这样的航程，将家庭和物资运送至岛屿上的季节性资源，如海鸟栖息地。这显示出他们高度发达的航海技能，也改变了我们对该时期人类活动的理解。”

基齐苏特岛群位于皮基亚拉索尔苏阿克中心，这是一个横跨格陵兰北部与加拿大的独特多样环境。波利尼亚斯水域是北冰洋中即便冬季也不结冰的区域，因此到达这些岛屿需要跨越危险的50公里开阔水域，这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该时期北极最长水上交通路线。这表明早期古因纽特人并不仅限于陆地或沿岸活动，而是在冰川退缩后的生态发展早期就已经连接了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

沃尔斯补充道：“我们的发现丰富了土著对于高北极环境的叙述。抵达基齐苏特需要社会生活中定义性的技能，这些技能随着每一代通过航海和狩猎不断传承和完善。”早期古因纽特人与皮基亚拉索尔苏阿克生态系统紧密交织，他们能够深入开阔水域接触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从一开始，他们就参与了这些生态系统的活动，并塑造了因纽特土地的发展至今。

沃尔斯总结说：“通过狩猎、采集以及将海洋养分带入陆地，这些最早的航海者可能与海鸟等物种共同扮演‘生态工程师’的角色。这揭示了北极生态系统中古老而深厚的人类联系，也表明这些环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土著人类存在与管理的影响。”

本文译自：phys，由olaola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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