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历史上有两位女性思想家，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18世纪初，英国女性思想家玛丽·阿斯特曾把一位主教写好的布道文带回去阅读。对方原本可能期待得到几句赞美，结果收到的却是一大堆修改意见和尖锐批评。主教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她的言辞“失礼”而且“令人震惊”，甚至表示自己不愿意与她交锋。

类似的事情几十年后再次发生在凯瑟琳·麦考利身上。她曾撰文批评著名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关于政党和政治参与的观点。伯克没有正面回应她的论证，反而用带有嘲讽意味的语言形容这位女性思想家，把她描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女战士”。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两位女性在讨论中表现得过于强势，但如果把她们放回当时的政治环境，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讨论被普遍认为应该建立在礼貌、理性、克制和妥协之上。伯克、大卫·休谟等思想家都强调政治参与者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真正成熟的政治立场不应该过于固执，更不应该被愤怒和激情牵着走。

这种观念听起来非常合理。毕竟，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妥协，公共讨论很容易变成互相攻击。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叫“理性”、什么叫“礼貌”，又是谁来判断一个人的表达是否“过于激烈”？

阿斯特和麦考利的经历让她们意识到，所谓文明、理性和温和的讨论规则，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公平。

当政治权力和公共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时，那些已经处于边缘位置的人，本来就很难进入主流讨论。如果此时再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既有权力体系认可的方式说话，那么所谓“礼貌”很可能就会变成一道新的门槛。

更微妙的是，同样一种表达方式，发生在有权势的人身上，可能被称为幽默、机智或者坦率；但如果来自女性、仆人或者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却很容易被贴上粗鲁、情绪化、不理性的标签。

于是，一个看似中立的规则，实际上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阿斯特并没有试图证明自己其实并不尖锐。恰恰相反，她接受了“激进”“固执”“咄咄逼人”这些批评，并认为在某些问题上，这些特质恰恰是必要的。

她认为，如果所谓的“真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那么问题未必出在说话的人身上。有时候，人们之所以觉得某种观点刺耳，只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他们习以为常、却从未认真反思过的观念。

麦考利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面对伯克，她并没有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糊中间地带，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因为在她看来，如果问题本身涉及“谁有资格参与政治”“谁应该拥有平等权利”，那么简单地各退一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于已经拥有权力的人来说，中间立场往往意味着维持现状；但对于处于边缘的人来说，维持现状本身就可能意味着继续被排除。

这也是为什么“激烈”有时并不是一种缺陷，而可能是一种政治资源。

假如一个群体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而他们始终以温和、客气的方式请求改变，那么掌握权力的人完全可以继续拖延，因为现有秩序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

相反，一些不愿意妥协的人，会不断把问题推到公众面前。他们可能令人不舒服，可能会被认为太激进，甚至可能破坏原本看起来十分和谐的氛围，但正因为如此，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才有机会进入公共讨论。

历史上的许多社会变化，其实都经历过类似过程。

一个社会如果只允许“令人舒服”的意见被表达，那么很多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因为新观点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恰恰是不合群的、不方便的，甚至让人感到冒犯。

如果一个观点必须先获得既有秩序的认可，才能被称为合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恐怕很难发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愤怒本身就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任何极端言论都值得支持。

阿斯特和麦考利真正强调的，并不是“越激烈越好”，而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认真对待对方的论据。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她们虽然拒绝为了所谓的和谐而放弃原则，但并没有因此拒绝思考。恰恰相反，她们会认真阅读对手的文章，逐条分析对方的观点，指出其中的问题，并用自己的论据进行回应。

这意味着，真正危险的或许并不是意见之间存在激烈冲突，而是人们根本不再愿意与不同意见的人交流。

一个人可以非常坚定，但仍然愿意听取反对意见；也可以立场鲜明，却在发现自己确实错了之后改变观点。

这两种状态并不矛盾。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情况：人们因为厌恶对方，所以拒绝理解对方；因为不愿意被挑战，所以只愿意和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待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表面上的“礼貌”甚至可能制造一种虚假的和谐。

如果一个群体内部的人为了维护关系而不愿指出彼此的问题，他们当然可以一直保持友好，但这种友好并不会让观点得到真正检验。相反，一个愿意指出问题的对手，反而可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所以，真正健康的公共讨论未必应该追求所有人都心平气和，更不应该把“没有冲突”当成政治讨论成功的标志。

有时候，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参与。

尤其对于那些长期没有机会发声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权力，也没有现成的制度渠道，只能通过更加坚定、更加强烈的表达，让自己的观点进入公共视野。

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人都先学会“温和地表达”，然后才允许他们参与讨论，那么最容易被淘汰的，恰恰可能是那些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人。

这也是阿斯特和麦考利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的原因。

如今，人们经常把政治极化视为一种危险，并希望通过更加理性、更加温和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愿望当然有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所有激烈的分歧都看成负面现象。

意见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正在失败。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人们不再愿意与不同意见的人对话，甚至把对方完全视为不可接触、不可理解的敌人。

如果一个人坚定地反对你，却愿意认真回应你的论点，那么你们之间仍然存在讨论的可能；但如果一个人因为讨厌你而拒绝与你交流，那么再礼貌的语言也无法真正建立沟通。

因此，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或许不应该只有温和的声音。

它同样需要那些愿意坚持立场、拒绝轻易妥协、敢于指出问题的人。这样的声音有时确实令人不舒服，也可能制造争论，但它们能够打破那些被习惯和权力长期保护起来的共识。

对于已经拥有充分话语权的人来说，保持温和可能是一种选择；而对于长期处在边缘的人来说，坚持、愤怒甚至激烈表达，有时却是让自己被听见的唯一方式。

真正公平的讨论，不应该要求弱势者先变得“像强者一样礼貌”，才能获得发言资格。

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当一个声音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时，我们究竟是在拒绝它，因为它没有道理，还是仅仅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已经习惯的秩序？

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这种不舒服或许并不是公共讨论需要消除的东西，而恰恰可能是改变开始发生的地方。

原文：https://aeon.co/essays/polite-debate-has-privilege-the-marginalised-need-zealotry

为什么有些时候，坚持到底比保持礼貌更重要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原文：https://www.derekthompson.org/p/the-25-most-interesting-ideas-ive

社会：过去一年，我看到的那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发布的长期趋势评估数据显示，13岁学生的阅读兴趣已经降至数十年来最低水平。202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4%的13岁青少年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为了兴趣而阅读，而在2012年，这一比例还达到27%。短短十余年间，经常主动阅读的青少年比例几乎减少了一半。

不仅如此，9岁儿童的阅读兴趣同样出现明显下滑。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孩子们主动阅读课外书籍的时间都在持续减少，而屏幕娱乐所占据的时间则不断增加。

阅读兴趣下降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体现在成绩上。最新测试结果显示，美国13岁学生的阅读成绩仍然低于疫情前水平，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一年龄段学生的平均阅读成绩几乎与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测试时相当。换句话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部分阅读能力指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附近。

教育研究人员指出，这并不是单纯由疫情造成的问题。虽然新冠疫情期间的停课和远程教学确实给学生学习带来了冲击，但阅读能力下滑的趋势实际上早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多项研究显示，美国学生的阅读成绩自2012年前后便开始持续走弱，疫情更像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读书？

不少专家认为，数字娱乐的快速发展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今的孩子从小接触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各种社交平台。短视频、游戏以及即时信息带来的快速刺激，往往比阅读一本书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当娱乐内容能够在几秒钟内不断切换时，需要持续专注几十分钟甚至数小时的阅读活动自然会变得缺乏竞争力。

在教育工作者群体中，也有类似担忧。一些教师表示，如今许多学生已经很少养成课外阅读习惯，越来越依赖视频内容获取信息。部分老师甚至发现，即使是成年人，近些年的阅读时间也在减少，这种现象进一步影响了家庭阅读氛围。

家庭环境同样被认为是关键因素。许多教育专家指出，孩子是否喜欢阅读，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影响。如果父母经常阅读、愿意陪伴孩子读书，那么孩子通常更容易培养阅读兴趣。反之，如果家庭生活被电子设备占据，孩子接触书籍的机会自然会减少。

研究还发现，经常阅读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往往更具优势。那些每天坚持阅读的孩子，在标准化测试中的阅读成绩普遍高于很少阅读的同龄人。阅读不仅帮助他们积累词汇量和知识储备，也能够提高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专注力。

事实上，阅读能力下降已经成为许多教育专家口中的“阅读衰退”现象。一些研究机构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校面临的问题，还可能影响未来社会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缺乏深度阅读能力时，他们在学习复杂知识、处理专业信息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面对这一趋势，美国不少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式。例如加强自然拼读教学、提高基础阅读训练比重、改善学校图书资源以及鼓励家庭共同阅读等措施，希望帮助孩子重新建立阅读习惯。部分小学的成绩已经出现一定改善，但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而言，恢复阅读兴趣仍然是一项长期挑战。

阅读能力从来不仅仅是一项考试技能，它更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学习工具。当孩子们越来越习惯于碎片化信息和快速消费内容时，如何让他们重新爱上阅读、重新拥有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能力，或许将成为未来教育领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文译自：nbcnews，由olaola编辑发布

美国孩子越来越不爱读书了：阅读兴趣下降背后隐藏着什么问题？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几十年前，青少年怀孕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如今，这一现象的发生率已大幅下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青少年怀孕率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约50%。这一下降趋势与多个因素相关，包括性教育的普及、避孕措施的改善以及社会对青少年怀孕的关注和支持政策的加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帮助年轻女性在生育方面做出更加成熟和理智的选择。

与此同时，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则出现了相反的趋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生育辅助技术方面的突破，越来越多的高龄女性能够顺利怀孕并成功生育。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在过去几十年里显著上升，许多女性选择在事业和个人生活稳定之后再考虑生育。现代医学的支持使得这些女性能够克服自然生育的挑战，成功迎来自己的孩子。

然而，40岁以上女性在怀孕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技术进步使得高龄女性能够生育，但她们在怀孕期间的健康风险也会增加。高龄孕妇更容易面临妊娠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胎儿发育异常等问题。此外，高龄孕妇的流产率和早产率也较高。因此，尽管40岁以上女性生育的比例上升，但仍需谨慎考虑其健康和风险。

随着生育年龄的变化，社会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的看法也在发生转变。许多社会和文化对青少年怀孕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认为这可能对个人的生活和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于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社会则更倾向于关注技术的进步如何帮助她们克服生育障碍，尽管高龄孕妇的健康问题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

总体来说，青少年怀孕率的下降和40岁以上女性生育率的上升反映了社会和医疗体系的变化。年轻女性在生育方面的选择变得更加谨慎，而高龄女性则借助科技手段克服生育障碍。随着生育年龄的推移，如何平衡这些年龄段女性的生育需求、健康风险以及社会态度，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译自：randalolson（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freestocks

美国青少年与40岁以上女性生育对比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一项最新研究揭示了美国中年人正面临一个独特的困境：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身心状况明显更差，而且这种差距正在持续扩大。发表在《心理科学当前方向》期刊上的研究指出，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的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孤独、抑郁，身体机能也在下降。他们的记忆力甚至不如上一代人，而相比之下，其他富裕国家同龄人的生活品质却在稳步提升。

这项基于数十年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美国中年人在多个指标上均呈下滑趋势。例如，与北欧国家的中年人相比，美国中年人的孤独感更强，抑郁程度更高，记忆力更差，握力也明显更弱。即便是与英格兰或墨西哥这些并非最富裕国家的中年人相比，美国人的处境也不乐观——前者的生活状况正在逐步改善，而美国中年人却在急剧恶化。

如果你猜测问题出在美国这个国家本身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会告诉你：猜对了。

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更为薄弱，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并且在家庭支持系统上的投入更少。像德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会提供育儿补贴、带薪产假以及直接的政府财政支持。而美国奉行的则是“人人为己”的哲学——这种做法最终伤害了所有人，却没能真正帮到谁。

医疗保障方面的差异尤为突出。其他发达国家都拥有某种形式的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绝大多数甚至全体公民。而美国的医疗体系则是一个由昂贵且不统一的私人保险计划组成的复杂拼图，外加几个资金严重不足的公共系统。更麻烦的是，美国大多数保险与就业挂钩，而许多实际上全职工作的人却被视为合同工，无法通过名义上的雇主获得保险。

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他富裕国家的中年人不像美国人那样频繁搬家，这使得美国人难以与当地社区建立长期稳固的联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对年轻一代的冲击尤其严重，许多中年人不得不一边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成年子女，一边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再加上房价上涨、工资停滞等负面经济因素，这一代美国中年人正在各个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读到这样的结论时，值得记住的是：这一切都是选择的结果。如果一个问题只在一个国家普遍存在，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并不存在，那就说明后者明确选择了不让这种事情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遗憾的是，在美国，领导人们似乎执意要确保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而且只要他们还在位，就会继续恶化下去。

本文译自：vice（编译 / 整理：olaola）

图片来源：unsplash/Sasha Matveeva

美国中年人为何比其他国家同龄人更痛苦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相比之下，来自家庭（37%）与伴侣（35%）的影响反而较弱。这意味着，在当代婚恋观中，网络陌生人的评价正在逐渐取代亲密关系中的真实声音，成为焦虑的重要来源。

社交媒体如何重塑“求婚标准”

调查进一步发现，约65%的受访者意识到，当代社会对订婚仪式的期待正在不断升级。多数人认为，订婚戒指已经从单纯的情感象征，转变为一种经济负担与社会展示物。

与此同时，6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重要时刻”的定义，使求婚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拍摄、分享并获得认可的公开事件。

“三个月工资规则”正在失效

这项研究由Talker Research在2026年初进行，并由金融应用Chime委托完成。受访者覆盖Z世代、千禧一代、X世代与婴儿潮一代，均处于稳定关系或已婚状态。

调查重点之一，是检验长期流行的“订婚戒指应等于三个月工资”的传统标准。这一规则最初与珠宝行业营销密切相关，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消费文化。

数据显示，受访者报告的平均戒指价格约为10,600美元，而平均年收入约为62,100美元，对应约17%的年收入支出，相当于两个月左右工资，而非传统的三个月标准。

整体来看，只有约24%的已婚或订婚人群真正遵循了这一传统规则，说明其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

不同世代的消费观差异明显

在世代对比中，差异尤为突出：

• Z世代约40%仍遵循“三个月规则”，但同时也更倾向于重新定义戒指形式
• 千禧一代约30%遵循该标准
• X世代约21%
• 婴儿潮一代仅约10%

值得注意的是，婴儿潮一代不仅花费更低，也更倾向于认为戒指不需要高额支出；而千禧一代则在收入与期望价格上整体更高。

Z世代正在重新定义“订婚象征”

年轻一代正在改变传统订婚观念。调查显示：

• 约30%的Z世代愿意选择非钻石宝石
• 26%甚至考虑不使用戒指，而以旅行或其他形式替代
• 25%接受纹身戒指
• 22%愿意通过纹身方式替代传统戒指象征

这一趋势表明，订婚正在从“物品象征”转向“个性化表达”。

“经济准备”的定义正在变化

当被问及“什么才算经济上准备好订婚”时：

• 44%的人认为是拥有稳定收入
• 40%的人认为是能够进行透明的财务沟通

相比之下，传统意义上的“资产积累”正在让位于“财务健康与沟通能力”。

同时，约五分之一的Z世代表示，他们曾因社会压力而推迟订婚时机，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世代。

现实选择：比起戒指，更要无债生活

在价值取舍上，调查结果十分明确：

👉 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在无债务压力的情况下开始婚姻生活，而不是拥有昂贵的订婚戒指
👉 仅15%的人更看重高价戒指本身

此外，约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希望了解或让伴侣知道戒指的真实价格，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消费隐私心理”。

结论：从展示爱情到管理压力

整体来看，这项调查揭示了一个明显趋势：
订婚戒指正在从情感象征，逐渐转变为社交媒体驱动下的“展示性消费品”。

然而，在光鲜的社交展示背后，大多数人更在意的并不是戒指本身，而是：

👉 能否在没有债务压力的情况下，开始一段更稳定的关系生活。

本文译自：studyfinds（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Jackie Tsang

约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订婚戒指已由爱情象征转变为经济压力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如今，这片区域早已不再寂静。位于南殖民地盆地、针峰下方的荒野地带，每年吸引成千上万徒步者前来观赏高山湖泊与陡峭岩壁。而在整个科罗拉多州，每年有超过25万人尝试攀登50多座“十四峰”。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步道拥堵、营火遗留、垃圾堆积以及人类排泄物对环境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不留痕迹”原则成为保护荒野体验的重要理念。

表面上看，荒野似乎应当保持原始与自由，但实际上，这些区域往往由国家公园管理人员、林务局工作人员以及休闲规划专家共同管理。他们负责设计步道系统、设定访问规则、建设基础设施，甚至在起点设置垃圾回收设施。所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在塑造“野外体验”的形态。

这些专业人员面临一个长期难题：如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又不过度限制公众的使用自由。

历史上，常见的做法是限制访问人数，例如预约制度、许可证或收费机制。但如今，许多土地管理机构更倾向于将这些“硬性限制”作为最后手段，因为它们可能削弱公众与自然的连接感。

从理念上讲，让更多人接触自然，有助于提升环保意识，从而反过来促进保护。然而现实中，管理者更希望通过“行为引导”而非“强制限制”来减少生态压力。但当行为改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如何公平分配资源与控制人流，依然是必须面对的挑战。

例如，当一个徒步者面对线上许可系统时，可能会转而选择其他山峰，从而将压力转移到另一个区域。

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游客管理逐渐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及无人机遥感等方式，分析不同政策对生态环境与游客体验的影响，并探索更加公平有效的管理方式。

蒙大拿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这类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周期很短，通常五到十年就会影响政策制定，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具体管理实践中，争议依然存在。例如在南殖民地盆地，2007年美国林务局曾提出将登山口向下迁移、限制露营区域并禁止部分地区生火，这些都属于直接的强制性管理措施。

但类似收费提案曾遭到公众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施。此后，管理机构更倾向于采用“间接引导”方式，例如通过设计蜿蜒且具有引导性的步道，让游客自然遵循既定路线，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有研究人员指出，人类在移动时通常会选择最省力路径，因此合理设计步道本身，就能有效控制行为，而不需要过多规则约束。

环境法律专家也认为，行为引导比单纯限制更具有可持续性。例如，通过合理规划视野点，让游客无需偏离路线即可获得良好景观，从而减少踩踏破坏。

不过，这种方法并非万能。历史上，土地管理更倾向于控制人数，例如通过配额制度或许可证系统来限制访问量。这种方式类似于资源分配模型：就像计算草原能承载多少牲畜或森林能承受多少采伐一样。

但人与自然资源不同。严格限制有时会带来副作用，例如游客为了抢到许可证而在不安全天气下冒险，或者转向其他未受管理区域，造成新的生态压力。

此外，长期预约制度也可能对低收入人群或时间不固定的劳动者造成不公平影响。

因此，一些研究者提出采用“社区社会营销”等行为科学方法，通过识别人们行为障碍，设计更有效的引导策略。例如，如果人们偷走捷径，研究人员就需要分析其动机，并通过优化路径设计来减少违规行为。

这种方法强调先测试、再评估，以数据驱动决策，而不是依赖经验判断。

不过，这一体系的实施成本较高，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单独设计，因此尚未在荒野管理中广泛推广。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人员态度更加务实，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限制仍然不可避免，尤其是在生态极其脆弱的区域。

也有学者提出更宏观的观点：在制定管理策略时，必须考虑社会公平性。例如预约制度可能对农场工人、服务行业人员不友好，因为他们无法提前数月规划假期。

因此，有研究建议在预约系统中混合开放机制，例如部分名额提前释放，部分临时开放，以平衡不同群体的需求。

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发现游客通常能够适应新的规则，例如错峰出行、改变目的地或调整心理预期，并且对这些系统整体持接受态度，只要规则解释清晰透明。

另一方面，生态学研究也显示，游客数量与环境破坏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最初的少量使用往往造成最大影响，而后续增加的影响反而趋于平缓。

此外，步道设计本身比使用人数更能决定生态损伤程度。例如路径是否合理、是否易侵蚀，往往比游客数量更关键。

研究人员通过无人机拍摄与图像分析，对不同管理方式下的步道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限制政策本身并未显著改变环境退化程度。

这说明，仅依靠管理规则可能不足以保护生态，基础设施设计同样关键。

总体来看，研究者并不主张限制公众接触自然，而是希望在“开放”与“保护”之间找到更科学的平衡点。

他们认为，公共土地的核心价值在于“共享”，而不是隔离。如果公众无法接触自然，那么保护意识也难以建立。

因此，当前研究的目标，是在不削弱体验的前提下，让更多人能够安全、可持续地使用自然空间。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人员在偏远地区进行实地工作时，也发现公众对这种研究本身并不了解。许多人不知道，在他们享受荒野体验的同时，背后有大量科学研究在支撑管理决策。

这种“认知断层”也提醒研究者：保护自然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社会沟通问题。

最终，无论是登山者、徒步者还是研究人员，都共同参与着同一件事——如何让自然空间既保持原始，又能长期开放给未来的人类使用。

本文译自：daily.jstor（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Adam Bezer

科学如何帮助维持野生环境的原始状态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萨拉首先介绍了本期主题，围绕公共空间展开讨论：它为什么重要？人们如何使用它？它面临哪些威胁？而这一期重点，则放在“场所营造”以及普通人如何参与并塑造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上。

内特表示，“公共空间项目”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今年正好成立五十周年。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帮助社区强化公共空间，让这些空间变得更加有活力，从而让人们彼此之间更加连接、更有韧性，也能从公共空间中获得更多益处。他们的工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与地方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机构合作，通过具体项目改善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是开展教育与培训，例如举办课程、线上讲座和会议，让从业者与倡导者能够更好理解这一领域，并建立合作网络。

当被问到“场所营造”这一核心概念时，内特解释说，这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实验、愿景与关怀过程，其目的在于改变人们使用和体验公共空间的方式。理想状态下，公共空间会因此变得更受社区欢迎，也被更频繁地使用和喜爱。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投入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公共空间本身是不断被使用、不断被重塑的，它从来不是静止的存在，因此也需要不断调整与优化，以适应人们的需求。

在一个具体案例中，他提到了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一个名为“狗狗仓库”的项目。这个项目原本来自一片铁路旁的闲置缓冲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人甚至不会把它当作公共空间。然而它位于市中心，随着越来越多人搬入城区并养宠物，这片区域开始暴露出明显的公共空间缺失问题，比如狗狗没有活动场所，甚至导致街道卫生问题。

于是，他们与当地非营利组织和市中心社区合作，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让居民、商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讨论，思考这个空间应该如何被使用。在收集意见并整合之后，他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愿景，并最终推动项目落地，包括设计、材料选择、施工协助以及开幕活动等全过程。如今，这个空间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与宠物互动的重要社区节点。

但在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最初大家都以为这块地属于市政府，但后来发现实际上属于铁路公司。这意味着项目必须与不同所有者进行协商才能推进，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所谓“公共空间”，其实并不真正属于公共。

内特指出，他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调解。他需要把不同立场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支持者、反对者甚至从未考虑过公共空间的人，让他们共同参与讨论，寻找一个至少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方向。理想情况下，这种过程不会造成伤害，但现实中达成共识往往非常困难，因此调解和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谈到社区参与方法时，他批评了传统的公开会议模式——人们坐在荧光灯下、面对讲台，被动听取意见。这种方式往往效果有限。相比之下，他们更倾向于让人们直接进入公共空间，通过观察和实践来理解空间本身。他们会提供一套观察指南，让参与者记录空间中哪些行为有效、哪些无效。然后大家再回到讨论环节分享观察结果。

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打破既有偏见和层级关系，让普通居民与公共官员站在同一观察者的位置上，从而形成更平等的对话基础。这种“共同观察”的方式往往能显著降低冲突，并推动更具建设性的讨论。

在另一个项目中，他们参与了克利夫兰的“开放街道”活动。该项目旨在让街道从以汽车为中心转向以行人和公共活动为中心，但这一转变往往引发争议，尤其是商家担心停车位减少会影响客流。然而实际数据往往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往往根深蒂固，仅靠数据难以改变。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协商，在空间设计上做出折中，最终从多个街区缩减为一个更可控的试点区域，并选择支持度较高的文化街区进行实施。这体现了公共空间项目的现实逻辑：公共决策往往不是完全共赢，而是寻找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随后，他们介绍了评估公共空间的四个核心维度：第一是“用途与活动”，也就是空间是否提供足够的事情可做，因为人们来到公共空间往往是为了参与某种活动；第二是“舒适与形象”，包括空间是否安全、干净、令人感到欢迎；第三是“可达性与连接性”，即人们如何到达这个空间以及在空间内部如何移动，同时也包括信息是否可获得；第四是“社交性”，即这个空间是否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人们感受到归属感。

在这些标准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指标是空间中男女比例是否大致平衡。这并不是一个直觉上常见的评估标准，但它实际上反映了空间的安全感与开放性。如果某个空间让人感觉不安全或不被欢迎，不同群体的参与程度往往会失衡。

内特也强调，尽管每个人对空间的体验是主观且多样的，但仍然存在一些普遍需求，比如座位、食物和基础设施。这些看似简单的元素，实际上决定了一个空间是否真正“可用”。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合适的座位，甚至让人无法舒适停留，那么它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公共空间。

主持人随后分享了自己在公共交通空间的体验，例如在一个既脏乱又缺乏座位的环境中等待，这种设计本身就传递出一种排斥感。内特回应说，这类“敌意设计”往往源于对某些群体的排斥心理，例如无家可归者，但最终结果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不适。真正的问题不应通过制造不友好环境来解决，而应该从根本上处理社会问题本身。

节目随后回顾了公共空间项目的起源，其灵感来自威廉·H·怀特的“街头生活项目”。该研究通过观察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真实行为，揭示了空间设计如何影响人们的使用方式。例如纽约西格拉姆广场的研究，就详细分析了人流、座位使用以及光照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后来发展为一套系统方法，并逐渐从“专家主导”转向“社区参与主导”。

内特本人来自艺术与文化管理背景，他表示自己一直对城市设计、政策与公众参与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看似日常的系统其实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普通人往往缺乏参与途径。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理解并进入这些“看不见的决策机制”。

在谈到组织的跨学科性质时，他形容团队像一个“格格不入的玩具岛”，成员来自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社会学以及市场管理等不同背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关注公共空间如何更好服务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尊重普通人自身的经验与智慧。

此外，他们还参与“市场城市”项目，将农贸市场、跳蚤市场等纳入公共空间体系进行研究与支持。他们认为这些空间不仅是商业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与社区节点，在疫情期间尤其体现出其韧性与重要性。

在谈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时，内特指出，人们在疫情后更加意识到社会孤立的问题，也开始重新思考所谓“第三空间”的意义，例如咖啡馆、理发店等介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社交场所。然而遗憾的是，许多疫情期间创新的公共空间政策，如开放街道和户外餐饮，在后疫情时代被逐步撤回。

他认为，这种倒退反映出公共政策与公众认知之间的脱节，同时也意味着公共空间投资正在减少，这对城市社交结构是一种长期风险。

在节目最后，他分享了一个个人经历：他的父母在疫情期间重新与邻居建立联系，并通过组织街区派对重新激活了社区关系。这种看似简单的活动，却极大改变了他们对居住环境的感受，使他们重新建立了归属感。

他也提到新奥尔良等城市的例子，说明音乐、仪式和集体活动如何塑造公共空间的文化意义，例如游行、庆典和街头活动，它们不仅是娱乐，更是社会连接的重要方式。

最后他强调，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一种关系网络，包括空地、市场、街道甚至线上互动空间。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更广义的公共生活结构。

节目在总结中指出，公共空间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存在，更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如何参与以及如何共同塑造它。通过理解这些空间，我们也在重新理解社会本身。

本文译自：daily.jstor（编译 / 整理：olaola）

封面图片：unsplash/Joshua Fernandez

场所营造的影响力：空间如何被人们共同塑造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些尴尬的现实：在完全陌生的人身边完成一件本该极其私密的事情。

奇怪的是，在美国，公共厕所往往被设计得让人更加不舒服。围绕这一点的讨论却一直非常少见，原因很简单——文化禁忌让人们不太愿意公开谈论厕所，更不用说认真讨论它们在设计上的问题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形象管理”。我们控制自己的动作、声音，甚至是气味，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体面、得体、文明。

而公共厕所恰恰打破了这一切。那里充满了各种难以控制的声音、气味，还有陌生人的存在。更让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最不愿面对的东西——排泄物——突然成为了中心。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教导排泄是某种需要隐藏的话题。许多人或许还记得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讨论过的“排泄禁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甚至很少直接说出这些事情，而是用各种代号来表达，比如“上一号”“上二号”，或者简单地说“上厕所”。

作为孩子时，我们可能会因为意外而被吓到，或者听到别人的惊叫声，从而更深地意识到这件事的尴尬。长大以后，当我们走进公共洗手间时，这些隐约的心理负担仍然存在。难怪很多人一想到公共厕所就会感到抗拒。

有些人干脆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能不去就不去。很多人会强忍着，直到回到家里，或者至少找到一个更私密、更舒适的地方。

还有一些人则会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试图让身体的排泄节奏尽量与在家的时间保持一致。对我来说，这有点像日本的盆景艺术：通过修剪和控制，让植物按照希望的方式生长。只是这门“技术”并没有人真正教过，大多数人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很多调查都显示，人们对公共厕所的隐私程度非常敏感。有研究发现，如果感觉隐私不足，超过60%的受访者会选择延迟使用公共厕所。

在美国，这种问题往往更明显。许多公共厕所隔间的下方和上方都留有很大的空隙，隔板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缝隙。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开放传统”。然而与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厕所隔间显得格外暴露。在很多国家，隔间通常更接近地面和天花板，结构也更加封闭。

这些设计据说与过去的一些社会担忧有关。当局曾担心，如果给予人们过多隐私，厕所可能会成为吸毒或发生性行为的场所，尤其是男同性恋之间的行为。

无论这些历史原因是否真实，现实情况是，当我们坐在公共厕所里时，自己的脚往往完全暴露在隔间外。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认识你，他们甚至可以通过鞋子认出你是谁。匿名性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存在。

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瞬间：你正坐在隔间里，突然看到熟悉的一双鞋走进隔壁——可能是同事、上司，或者同学。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们会想出各种策略。有些人会选择很少有人使用的洗手间，比如去别的楼层，甚至去其他部门的卫生间。还有人会刻意挑选某些时间，比如人最少的时候去。

不过如果每个人都采用同样的策略，结果反而可能变得有点滑稽——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涌进厕所，形成一种另类的“高峰期”。但显然，没有人会公开讨论这种安排，因为那样会让人更加尴尬。

从设计角度来看，其实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可以改善这些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很少参与这种讨论？

根据我对一些设计师的了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推动改变。许多人早就提出过改进方案，比如使用更完整的隔间墙体，减少缝隙和暴露空间。

声学专家也提出过办法，例如利用流水声、白噪音，甚至音乐来掩盖令人尴尬的声音。想象一下，如果厕所里有类似拉斯维加斯贝拉焦酒店喷泉那样的背景水声，环境也许会舒服得多。

还有一些设计尝试把洗手池和马桶整合在一起。在日本和西班牙的一些产品中，洗手池的水可以流入马桶水箱，用于下一次冲水。这样的设计不仅节约用水，还能让人洗完手后再离开隔间，从而避免直接触碰门锁或把手。

公共厕所也应该考虑更多不同人群的需求。例如使用胰岛素的人，需要一个小架子放置注射器。事实上，任何需要注射药物的人都可能需要这样的空间，同时还需要足够的照明，以便看清血管。

在中东的一些文化中，人们习惯在排便后用水清洁，而不是只用纸。这通常通过安装在马桶旁的喷水管来实现。对他们来说，仅仅用纸擦拭反而令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习惯其实也可以被更多人理解和接受。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公共厕所甚至可以成为展示环保理念的地方。例如通过透明管道或展示装置，让人们看到废水处理、回收利用等过程，从而增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性别问题同样与厕所设计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男女分开的厕所结构在很多地方都造成了一些不公平。例如女性通常需要更多时间使用厕所，这也是许多国家在建筑规范中逐渐增加女厕数量的原因。

与此同时，跨性别者或性别不符合传统分类的人，在使用公共厕所时也常常面临困难。此外，还有许多现实情况，比如父亲需要带女儿上厕所，或女性照顾年迈的男性家人。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一种更开放的方案：为什么不让所有性别共享同一个厕所区域呢？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空间，也可能缓解女厕所排长队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厕所区域更加开放，人们在紧急情况下也更容易互相帮助。事实上，在门口挂一个“女性专用”的标志，只能挡住那些本来就守规矩的人，而真正怀有恶意的人并不会因此止步。

当然，所有改变都必须从讨论开始。但遗憾的是，关于厕所的讨论往往非常尴尬。政客不愿推动相关改革，建筑师也很难说服客户改变长期沿用的设计模式。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大学建筑规划委员会的会议，可以很坦率地说：在讨论建筑方案时，关于厕所的安排通常只占很短的时间。人们往往迅速跳过这个话题。

在谈论厕所这件事上，沉默似乎成了一种默认的态度。

而这种沉默留下的空白，最终被各种难以言说的问题所填补。

来源：theconversation（编译 / 整理：olaola）

为什么公共厕所总让人感到焦虑，却很少有人真正改变它？最先出现在咕咕猫。

对仍在偿还房贷的家庭，或计划在佛州沿海置业的人来说，问题并没有简单解法。原因在于，一旦出现“猛犸级”风暴，潜在赔付规模可能高到连再保险公司都难以承受。再保险公司本质上是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机构，专门承担灾难性损失。如果再保险不愿接盘，保险公司便难以运营；没有保险，银行不会发放抵押贷款；没有抵押贷款，房地产市场便会失去支撑。保险的作用是为投资兜底，它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部件之一。一旦这一环节松动，连锁反应将波及更广。

许多焦虑的房主已经行动起来：给屋顶加装飓风夹、换上抗冲击门窗、加固地基、改造排水系统，希望借此降低风险、说服保险公司续保。但气候变暖带来的威胁并不仅限于飓风。更高的气温意味着更频繁、更猛烈、范围更广的野火。

以美国为例，佛罗里达州今年已发生数千起野火，烧毁面积以万英亩计；而在加州，火灾数量和损失更为惊人，数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当地居民同样在拼命“改造”自家房屋：清理易燃植被，用碎石取代草坪，外墙改用防火材料，屋顶由木材改为钢结构。然而，即便如此，部分保险公司仍选择退出。2024年成为加州保险市场的转折点，多家大型财产保险公司停止在高风险地区签发新保单，包括美国最大财产险商之一的State Farm，也在洛杉矶部分地区撤出。

保险公司的逻辑并不复杂：它们的生存基础是保费收入大于赔付支出。为此，它们倾向于选择风险可预测、理赔概率较低的客户，并设置较高免赔额以抑制索赔。当气候相关灾害频率和强度持续上升，赔付金额不断突破模型预期时，保险公司要么提高保费，要么干脆撤离。若风险被认定为“灾难级”，且可能波及成千上万客户，再保险公司往往率先退场，因为最终承担大头损失的是它们。

再保险公司通过汇总区域数据、分析灾难模型来预测未来损失。它们整合某一地理区域所有保险公司的风险暴露情况，再结合气候趋势和历史数据，模拟灾害场景，估算一旦极端事件发生可能承担的总损失。正因如此，气候变化成为再保险行业最关注的变量之一。像Swiss Re和Munich Re这样的大型再保险公司，近年来在公开报告中频繁强调气候风险。业内高管普遍承认，极端天气带来的不确定性已超过市场波动，成为最大隐忧。

保险投资者、前Lombard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奥福德直言，在保险与再保险领域几乎找不到否认气候变化的CEO，因为数字已经摆在面前：更极端、更难预测的灾害，以及不断扩大的赔付规模。所有模型都在提示，有些风险正逐渐逼近“不可保”的边界。

保险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为风险定价的历史。早在古巴比伦时期，人类就开始尝试为航运风险分摊损失。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合同出现在14世纪的热那亚，同样与航海相关。后来，伦敦塔街的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逐渐演变为Lloyd’s of London的前身，船东在那里为远洋航行投保，把风险分散给多位承保人。保险的逻辑是将个体风险社会化，从而鼓励投资和贸易扩张。

1666年的伦敦大火推动了财产保险的发展，保险从船只扩展到房屋。175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推动了火灾保险的规范化。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保险逐渐成为金融体系核心。没有保险，银行不愿放贷；没有贷款，房地产和商业投资便难以运转。在保险公司划出“红线”的区域，房产价值往往迅速下跌，这种现象历史上曾与种族歧视相关。1968年美国通过立法禁止种族红线，但在实践中影响延续多年。如今，红线更多与气候风险挂钩。

当保险公司撤出，银行也会随之离开。秘鲁经济学家Hernando de Soto在《The Mystery of Capital》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资产能否转化为可抵押的资本。一旦保险缺失，资产价值缩水，抵押体系动摇，财富创造机制便受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阿加瓦拉警告，极端气候可能让原本繁荣的社区逐渐被放弃，企业停止重建，资本撤离，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趋势并不限于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和加拿大都面临类似问题。部分再保险公司甚至认为欧洲是当前最脆弱的市场之一，尤其是在野火与洪水频发的背景下。2024年，投资者Warren Buffett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信中警告，某一天将出现“真正惊人的保险损失”。202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Jerome Powell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撤出部分沿海和火灾高发地区。

不过，也有人认为历史会重复自我修复。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大火曾摧毁城市大半，但几年后经济恢复。创新往往在危机中诞生。当前，各州政府正尝试填补空缺。佛罗里达通过公民财产保险公司接管高风险区域，并推出再保险支持计划；加州强化了FAIR计划；英国实施洪水再保险机制；欧盟也讨论建立公共再保险方案。

问题在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是否足以长期承担不断攀升的气候风险？即便在最乐观情境下，全球气温也很可能比工业化前高出2摄氏度。反馈循环——冰川融化、甲烷释放、森林退化——可能放大变暖效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估算，仅2025年夏季欧洲就有数万起与异常高温相关的死亡。

气候灾害正在迫使政府扩大干预，无论执政理念如何。即便强调小政府理念的地区，也在洪水和野火后不得不增加支出、加强监管。气候风险正在推动国家角色扩大，与过去几十年的自由放任趋势形成对冲。

如果未来更多地区变得无法投保，房地产市场、银行体系乃至城市形态都将改变。部分沿海或高风险地区可能出现人口外迁，活动空间收缩。英国预计到2050年将有数十万套住房面临海岸侵蚀威胁。

政府可以通过投资防灾设施、提升建筑标准、限制高风险区域开发来降低损失，但这些都需要纳税人承担成本。最终，选民可能会要求更强有力的干预，即便代价高昂。

保险业本是为自由市场提供保障的工具，如今却成为评估气候风险最敏锐的“风向标”。当私人资本因风险过高而退却，国家往往被迫补位。问题是，这种补位能持续多久？如果连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都难以维持风险定价，政府是否能做得更好？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佛罗里达半岛那根“刺向海洋的手指”，或许正预示着未来的方向。

本文译自：aeon，由olaola编辑发布

封面图片：unsplash/Craig Cameron

当灾难变得无法承保，我们该如何面对最先出现在咕咕猫。